筆者翻閱1920年3月30日的《北京大學日刊》（第二版）看到朱謙之與蔣夢麟關于一話題的來往書信，題為“哲學系學生朱謙之君與蔣夢麟教授來往函札”，讀來頗有意思，抄錄如下，聊備一說。

　　“夢麟先生：我很對不住學校，因為在學校未實行廢止考試以前，竟敢大膽宣言自決，這總算與學校的章程不合了。但我想先生一定有把握，假使先生以為應該的，就請實行；要是不應該的，就請先生處置我。哲學系一年級學生朱謙之。”

　　“謙之先生：你的信收到了，我對于考試問題，有兩個辦法：（一）沒文憑、沒考試。（二）要文憑就要考試。德國的大學，沒有考試，聽人修業自由。但要卒業（即畢業——編者注）文憑的人，卒業前須經過一度嚴重的考試。先生一定視文憑作一張廢紙，不考試也沒有什么。至于處置你，我沒有權。這是教務會議的權，我個人的主張與學校沒關系的。夢麟。”

　　“夢麟先生：來示已經拜讀了。我是絕對不要卒業文憑，而且很譏笑那些一面要畢業的臧物，一面又主張廢止考試底（筆者注：同現在的“的”）人。我你（筆者注：疑為底本排印錯誤，當為“的”）意思以為廢止考試應該和廢止畢業制度同時并行，像高等師范顏保良的意見書（見本刊522號—529號）（筆者注：指顏保良發表的《我們對于“廢止現在學校考試制度”的意見》一文），真好笑！因為他還拋不了文憑。朱謙之。”

　　談論廢止考試這一比較激烈的話題，畢竟有突破底線的味道。但是蔣的答書威而不怒、表達意見外還始終客客氣氣，不以勢壓人，這就是氣量和涵養的體現。我想這種參雜理性、平和的客客氣氣多少是有點風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