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版，稻草人) 從2013年7月份赴河北視察，到2014年1月14日在十八屆中央紀委三次全會，再到今年1月23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和2月2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四中全會精神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專題研討班開班儀式上的重要講話，短短三年，習近平總書記至少有四次明確談到不能讓規定和黨紀國法成為“橡皮泥”、“稻草人”。 作為一種頑癥，“稻草人”現象顯然正在成為我國深化改革前進道路上的一道屏障。 如何破解“稻草人”現象？部分來京參加兩會的全國政協委員認為—— 消除“稻草人”，關鍵在法治 本報記者 高楊 司晉麗 “‘稻草人’現象過去就存在，但在前年中央開展八項規定之后，這個現象變得比較突出了。”3日，在北京昆泰國際酒店委員駐地，在談到“稻草人現象”的問題時，一位來自工商聯界別、不愿意具名的全國政協委員坦言，“稻草人”現象已經或多或少地影響了我國正在進行的各項改革進程。 三種“現象”三種人 “由于長期在工商聯工作的關系，我對‘稻草人’現象有很多認識和親身經歷。”這位工商聯界別的全國政協委員表示，作為黨和政府聯系非公有制經濟人士的橋梁和紐帶，政府管理非公有制經濟的助手，工商聯在與一些政府部門打交道過程中，曾常常遭遇各種“稻草人現象”。 這位委員表示，“稻草人現象”表現形式主要包括：一是一些黨政機關工作人員在工作中有法不依，有規不循；二是一些黨政機關工作人員，甚至包括個別領導干部，在工作中出現“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不作為；三是一些地方和部門制定的政策，不接地氣，規定脫離實際，結果這樣的規定根本不具有任何執行力。 “而導致上述‘稻草人現象’的大概有三種人。”遲福林委員表示，一是一直對權力存在尋租行為的人；二是想干事又不愿意得罪人的人；三是缺乏法制意識、規矩意識的人。 遲福林表示，過去我們的一些地方和部門行政權高度集中，尤其是那些掌握對稀缺資源和項目審批權的單位和權力運行中樞的工作人員，在中央實行“八項規定”和下放政府審批權之前，每年年底京城都會出現一個奇特現象——一些地方官員或個人“跑部錢進”。而這一特殊現象也讓少數掌握審批大權的官員最終搞權錢交易。最典型的利用審批權搞權力尋租，案例就是國家能源局一位家藏2個億現金的處長。 隨著國務院大刀闊斧搞審批權下放，一些權力尋租現象將明顯得到遏制和好轉，但與此同時，另外一個問題——不作為現象又隨之產生。遲福林表示，在對“稻草人”調研中發現，一些部門和個人不作為原因就因為權力不能尋租，所以工作積極性不高，一些法律法規和制度在其眼中就成為了一紙空文，“當然也有很多人想做點事，但是又怕做了事得罪領導和同事，影響自己進步，因此也就成了‘稻草人’。” “我感覺改革開放30多年來，依法治國概念一直在逐步強化，但這個風氣在全社會還沒完全形成。不少黨政干部心里都有依法行政的概念，但在依法作為方面還是有差距。這樣很容易產生兩種結果：要么錯位，要么缺位，成為‘稻草人’。” 吳道聞委員來自改革開放的最前沿——廣東。2014年，他經歷了從東莞市副市長到廣東省發改委副主任的職務轉變，對不同職能部門的政務工作有深切體會。 吳道聞還有一個明顯感受：以前，政府在一個項目的手序審批、土地拆遷、工程建設方面，都習慣性以經濟建設作為出發點，一切以速度和效益為標尺，忽略了其中的法律問題。“現在講依法治國，就要重視法律的嚴肅性。一是官員要強化學習，提升遵守和敬畏法律的意識。二是權力邊界要清晰。就拿發改委來說，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都要列出來，清楚有哪些義務要求。 用法治消除“稻草人”生存土壤 “有些官員之所以不作為，是因為‘怕’權力。”吳道聞說，在部門權力不清晰的情況下，不少官員們也有其煩惱，“據我了解，很多官員都希望依法行政，將所在部門的責任義務和要求了然于胸。我們也看到，四中全會過后各方面制度都在加強。對于主觀上懶政和不作為的‘稻草人’，應在公開透明的基礎上加強監督，嚴肅追究責任。” 對于如何破除“稻草人現象”，遲福林委員贊同吳道聞委員關于劃清權力界限，但同時他認為更關鍵是法治，用法治的手段消除“稻草人”生存的土壤。 遲福林說，這里面要解決這么幾個問題，一是實行有效的政府治理。必須切實轉變政府職能，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創新行政管理方式，增強政府公信力和執行力，建設法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同時圍繞“放權”、“分權”、“限權”，推進以公共服務建設為中心的政府轉型，形成有效的政府治理結構。 二是建設法治政府，強調政府依法行政。“依靠法治制約權力，需要給政府權力行使打造一個剛性的制度籠子，實現權力法定、程序法定、監督法定。”遲福林認為，這需要修改《行政許可法》，盡快出臺《行政程序法》，修改《行政訴訟法》，讓政府工作在法制范圍進行、陽光行政，只有這樣，“稻草人現象”才可能得到遏制和徹底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