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經濟增長放緩正在成為中國經濟新常態面臨的新難題。2014年末，東北經濟出現了下滑，東北三省GDP增速全部掉入全國后五位，今年一季度，遼寧經濟增速僅為1.9%，全國墊底。從最新的經濟運行情況看，東北地區工業增加值4月份同比下降4.2%，5月份同比下降4.6%，下降幅度還在持續擴大，種種跡象表明，東北經濟還處在探底過程中。

　　如果把觀察的視角拉長，更能發現背后的嚴峻經濟形勢。從2003至2012年，東北經濟整體增速要高出全國增速約2個百分點，其中后五年間，東北經濟增速更是高出全國約3個百分點。這原本是印證振興東北戰略成效的一組數字，現在成為了東北經濟懸崖的一個有力證據。東北經濟如同運動員在加速沖刺后突然跌倒，個中緣由耐人尋味。社會各界為東北困境找了很多原因，包括投資不足、國有企業、產業結構的問題、人口流出和老齡化的問題，這些分析無疑是中肯的，但是沒有觸及到問題的本質。筆者認為東北發展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路徑依賴，是上述所有問題的種子，這是昨日繁榮的根源，亦是今日困境的淵藪。

　　東北資源豐富、工業基礎好，新中國成立后把東北作為工業基地，在當時看起來是一個明智的抉擇。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這一國家戰略的實施是通過“一五”、“二五”等系列規劃等來實現的，于是東北沿著設定的重工業化道路一直走下去。改革開放后，對東北經濟也進行了市場化改革，但是由于我們實行的是漸進式改革，用學術術語講，就是制度的邊際調整，是一個緩慢的變遷過程，一些核心制度做了一些形式上的調整，仍然在發揮著作用。

　　在東北經濟發展過程中有兩個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一個是地方政府；另一個是國有企業，包括國有農場。政府有產業經濟發展的職責，國有企業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職責，與之對應都有嚴格的考核制度，決定著官員的職位升遷，這些是決定體制的主要力量。東北國有企業很多是大型央企，與地方政府更多的是一種共生的關系。應該說，這個制度設計的初衷是鼓勵大家謀發展、搞建設，有著良好的激勵結構。地方政府要實現更快的GDP增長率，依賴于國有企業的發展，因此有動力加大對國有企業的扶持，包括各種優惠支持政策，土地、礦產資源等生產要素的低價供給，國有企業要做大做強，擴大規模、擴張產能是最便捷的途徑，客觀上在投資、稅收、產出等多個指標上提升地方政府的政績。這樣一種相互加強的機制，使得東北地區國有經濟具有先天的發展優勢。國有企業主要集中于一些資源性行業和重化工業，國有企業的擴長意味在產業結構上進一步重工業化，這樣經濟增長速度自然容易上來，但也隱藏著巨大的風險。在經濟新常態下，由于社會需求出現了變化，以前被經濟增速所掩蓋的結構性問題暴露無遺，經濟增長也一落千丈。

　　這些制度不僅改變了東北發展的歷史，還將影響著東北經濟的未來。實際上，前文的描述過于簡化和單薄，制度體系涵蓋社會、經濟、政治多個方面，形成了一個復雜的制度結構，制度的變遷和演化過程也生動和復雜得多。可以肯定，制度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基本驅動因素如人口、資本、技術等有很重要的影響。由于東北國有經濟比重高，人口控制上更加嚴格，流動人口相對較少，計劃生育政策也執行得更為徹底，人口紅利窗口關閉時間自然也會更早一些。國有經濟比重過高也不利于“藏富于民”，其結果必然導致民間資本積累不足，經濟發展缺乏活力。同時，國有大型企業包攬了很多社會功能，社會市場化程度不高，難以培養出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我們往往喜歡從東北人的文化甚至性格找原因，實際上這是制度造成的。

　　要實現東北經濟發展，最重要的是要打破制度上的路徑依賴。一是要積極引入改革力量。制度經濟學大師諾斯講，要徹底打破路徑依賴必須依靠外部力量。東北的問題靠自身不能完全解決好，必須中央層面介入，從更高的層次上來進行調整，推動東北經濟社會制度改革，改變目前東北的發展模式，對國有企業進行合理約束，形成一個有利于民營經濟發展的制度架構，推動產業創新升級。二是要從體制最薄弱的地方入手。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史證明，制度上的突破往往是在體制力量最薄弱的地方。對東北而言，在競爭性領域、新興產業的領域，制度的力量要相對薄弱。要對競爭性領域的國有企業進行產權改革，逐漸實現國有資本完全從競爭性領域退出。盡量減少行政力量對新興產業的不當干預，打造一個公平的市場環境，防止國有經濟在新興產業的過度擴張，給民營企業以充分的發展空間。

　　（作者系北京大學應用經濟學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