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強民族團結教育，構建中華民族共同體認同，首先要正確認識和理解我國的民族關系，必須從歷史和現實的層面上認清中華民族的基本特征及其蘊含的基本理念。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必須直面的一個社會問題，也是中國民族學無法回避的一個重大學術命題。

　　1988年，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用“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理念，闡述了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概括了中華民族的總體特征。“多元”是指各兄弟民族各有其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文化、社會也各具特點而區別于其他民族；“一體”是指各民族的發展相互關聯、相互補充、相互依存，與整體有不可分割的內在聯系和共同的民族利益。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形成過程的主流是由許許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單位，經過接觸、混雜、聯結和融合，同時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個你來我去，我來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個性的多元統一體。他還認為，中華民族的“一體”，是指各兄弟民族的“多元”中包含不可分割的整體性，而不是其中某個民族同化其他民族。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經驗教訓告訴我們，只有全面貫徹民族平等、團結政策，堅持民族區域自治，自覺地注重各兄弟民族的共同發展，使各兄弟民族在現代化中走上繁榮發達富強的發展道路，才會有整個中華民族的振興和繁榮。這一理念提供了一個理解中華民族統一性和多樣性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理論框架。

　　今天，考古學、體質人類學、歷史學、民族學和社會學等學科的相關研究成果告訴我們，中華民族歷史和現實的基本特征以及其蘊含的理念就是多樣與互惠。

　　多樣共存

　　考古學的材料一再證明，中國文明的起源一開始就不是一元的，而是在多個地區在不同時期起源和發展的。不同時期的歷史文獻也呈現了不同民族文化起源、發展、維系和延續。而我們今天的國家是一個多民族國家，非單一民族國家。其中各民族均具有自己的特殊文化、生活方式，以及蘊含在不同風俗習慣中的價值觀念。新中國堅持馬克思主義民族平等的原則下，以民族識別的方式，承認了文化多樣的存在，以憲法的形式從法律上保障了各民族保持和改革本民族文化的權利。也就是說，多樣文化共存不僅僅存在于歷史上各個時期，同樣也是今天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基礎。正如著名民族學家岑家梧先生在1946年所指出的：“中華民族文化，雖有區域性，但是我們可以由文化輻合交替的原則上指出中華民族將來發展的趨勢，必須匯合各區域文化的精華，使整個中華民族文化更加充實和壯大。”

　　血脈相通

　　中華民族是一個血脈相通的社會文化共同體。我們不能因強調各自血脈的純凈而忽視彼此間的血緣溝通。1939年，著名歷史學家、民俗學家顧頡剛先生就曾強調中華各民族的血脈相通，他說：“夷漢是一家，大可以漢族歷史為證。即如我輩，北方人誰敢保證其無胡人的血統，南方人誰敢保證其無百越、黎、苗的血統。今日之西南，實即千年前之江南、巴、粵耳。”賈敬顏先生認為，歷史上，有少數民族融入了漢族，也有很多漢族融進了少數民族中，甚至，漢族融入少數民族的數量遠不少于少數民族融入漢族的數量。在官方表現為和親，在民間表現為被迫遷徙、主動逃亡和通婚。1994年，中國科學院遺傳所根據對基因、等位基因頻率的長期研究，證明出“漢族中至少有70%-80%不是漢族，廣東人基本是南方蒙古人種，海南島靠近五指山邊緣的漢族與黎族并無太大的差別。”此外，據現今國內社會學研究的結果，民族間通婚比例遠遠超過了歷史上任何時期。如此看來，所謂的某個民族的血緣純凈只是一種沒有科學道理的想象，經不起歷史的考證，也經不起現實的檢驗。

　　文化共享

　　文化多樣性是中華文化的底色和基礎，也是中華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命力所在。我國是多民族、多元文化的國家，每一個民族不論大小，歷史上都對中華文化的形成和發展做出了獨特的貢獻，每一個民族的獨特文化都屬于中華文化重要的組成部分，并為整個中華民族共同享有。

　　對此，顧頡剛先生認為，我們今天享有的文化很多是得益于少數民族的。如商周時期，中原祭儀中較為重視的樂器如鐘、磬、琴、瑟、鼗、鼓、笙、蕭、柷、敔、塤、篪之類。到后來除笙簫和鼓之外，逐漸被從胡人和羌人傳入的胡琴、琵琶和羌笛所取代，成為了今天中國傳統的樂器。古人上衣下裳，裳就是裙子，無論男女裹著一條裙子，沒有穿褲子的，褲子乃是因為騎馬的方便，可見褲子也是胡服。漢族家里死人時，就在空地上焚化紙制的房屋和用具給死者，然而唐朝以前都是用實在的東西或泥制的東西埋葬在墳墓里，紙制冥器乃是遼國的風俗傳播進來的。而最近的例證就是長袍馬褂和旗袍，而且旗袍還是清帝退位之后大家開始流行的。基于此，他認為不應將這些具有共享性的文化稱為漢族文化，應稱為中華民族文化。而這種為各民族共享的文化在今天依然在發展著，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立以及人口流動的頻繁，西部少數民族的音樂、藝術、飲食、服飾和裝飾等等，逐漸被東部地區接納、吸收和享有，成為豐富人們物質生活，以及陶冶性情的必備之物。

　　經濟互惠

　　中國各民族先民為了適應中華大地復雜多樣的生態環境以求生存，曾經發展出種種不同的生計方式和類型，導致了各地各民族經濟文化類型的差異，而基于這種差異則形成了經濟文化共生的關系，以及這種共生關系對各方面利益協調的需求。僅就南北兩大區域來看，農業經濟和牧業經濟之間歷史上就一直有著密切的共生互補的關系。其典型的表現就是歷史上茶馬互市，即農業地區經常引進耕作和運輸所需要牧業中的馬、牛，牧業地區則需要引進農業地區的鐵器和茶葉。1956年，毛澤東同志曾經指出，我們說中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實際上是漢族“人口眾多”，少數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資源很可能是少數民族“物博”。“天上的空氣，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寶藏，都是建設社會主義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質因素都只有通過人的因素，才能加以開發利用。”他的這些論述陸續體現在國家支持和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經濟的一系列政策中。

　　政治一體

　　我國是各民族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歷史上，各民族共同開拓了祖國的遼闊疆域，共同發展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具有深厚的歷史淵源和廣泛的現實基礎。在漫長的歷史進程中，我國各族人民密切交往、相互依存、休戚與共的關系，結成了血肉紐帶和兄弟情誼，共同捍衛了祖國統一和民族團結，共同推動了國家發展和社會進步。而尤為值得重視的是，歷史上雖然有過不同民族政權并立的情形，但是各民族的統治者往往均有一個共同的歷史傳統，即統一的意識。當代著名歷史學家白壽彝先生說，在民族問題中，在民族關系上，在民族發展史上，這一意識很重要。有時候，歷史上某一階段某一時期在政治上是分裂的，在經濟上是分散的，但是這種分散并不妨礙統一意識的存在，甚至有時反映很強烈。如三國時期魏、蜀、吳都自認是正統，北朝和南朝均自認為是中國。近代以來，各族人民在同仇敵愾，共御外侮，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維護國家統一和領土完整的斗爭過程中，逐漸締結為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的共同體。新中國建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各族人民走上了社會主義的道路繼往開來，正在共同致力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的事業。

　　總之，這五個表現有歷史依據，也能得到現實的印證，有助于把握和構筑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歷史和現實中，多樣共存是維護民族平等的前提；血脈相通是消除隔閡、加強團結的基礎；文化共享是保護少數民族文化、凝聚民族精神的基礎；經濟互補是發展少數民族，促進各民族共同繁榮發展的基礎；政治一體是強化國家認同和維護國家統一的基礎。另外，這五個特征不僅可以深化各族人民對“三個離不開”的理解，更重要的是，為進一步強化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奠定了心理上和認識上的基礎。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