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習近平主席所說：應對氣候變化“不是別人要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要做”。在巴黎氣候變化大會如火如荼、緊張進行時，關于該會議的一個共識是，此次會議不會為氣候變化問題提供一勞永逸的解決方案，而是作為邁向長期低碳轉型的開端。

王毅

在11月29日舉辦的第四屆環境保護年會暨中國環境治理高峰論壇上，全國人大常委、中科院科技政策與管理科學研究所所長王毅就指出，巴黎氣候大會雖然重要，但它既不是起點，也不是終點，重要的是看“后巴黎時代”，如何通過中國的努力和與其他國家的合作，來塑造一個新的發展模式和治理模式，實現中國乃至世界的綠色、低碳轉型。

王毅認為，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實施碳排放總量控制應是題中之意。它不僅是減緩氣候變化的核心，與目前節能、環保、能源清潔化緊密相連，也是能源轉型、環境質量改善的有機組成部分和低碳經濟的基礎推動因素。因此，在目前生態文明框架下，中國應該立即采取行動，以不晚于2030年實現碳排放峰值為導向，倒逼各項政策的實行，推進綠色循環低碳轉型發展。

王毅指出，雖然國內采取了諸多減排措施，呈現碳減排加速形勢，但目前反彈效應依然存在。據王毅及其研究團隊的測算，中國主要資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將在未來10年-20年先后達到峰值，今后5年-10年是我國綠色低碳轉型的關鍵時期。因此采取行動，盡早實現中國碳排放峰值至關重要。

對于如何實現中國碳排放總量控制，王毅發現，任何單一的政策實施效果并不理想，應實現政策組合。比如，只有在配合實施能源結構、能源強度、碳稅以及碳稅返還等一系列政策時，才有可能出現二氧化碳排放的峰值。

同時，他發現，不同的行業、不同的區域到達碳排放峰值的時間不一樣，因此需要制定相關時間表、路線圖和實施方案，分階段、分步驟、分區域、分行業推動。比如，東部經濟發達的優先開發地區可以力爭率先達到碳排放總量峰值。針對生態脆弱和發展落后的地區，碳減排控制目標應重點控制增量，并與碳匯等目標一并考慮。

此外，由于碳減排涉及生產、消費、貿易等各個領域，并且事關跨部門、跨行政區合作，王毅建議，應構建縱橫雙向的、良好的治理體系。以約束性指標(碳總量、碳強度、非化石能源消費占比、碳匯)為核心，引領能源節約、可再生能源發展、推動目標體系、體制機制、管理模式、政策措施的全面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