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圍獵官員’，當以山西最為典型。”據《中國經營報》報道，一位紀委工作人員表示，如何接近、控制并俘獲官員，是山西老板們在圈子里公開交流的話題，老板們的朋友圈就是與官員有關的“情報”的流通圈。

俗話說，一個巴掌拍不響。權力尋租、貪腐自肥，這些暗黑戲碼要能隨心所欲“上演”，索賄受賄者固然是主角，行賄者也不是跑龍套的角色。《刑法》修正案（九）出臺之前，受賄人鋃鐺入獄，而行賄人自由隱身的現象，可謂司空見慣。正如公眾所質疑的：2014年審結的劉鐵男一案中，人們至今無法從公開渠道，獲得涉案行賄人被追究刑責的信息；同樣，甘肅華亭原縣委書記任增祿案起訴書中已明列了姓名及職務，但129名行賄者中僅4人被治罪。情理何在？法理何在？

“拍蠅打虎”的高壓之下，貪官是過街之鼠，無論收手或者不收手，只要曾經“伸手”，必然罪得其咎。但，如果只懲戒受賄者而輕放行賄者，反腐的司法之輪恐怕也終究是在“失衡跛行”。一則，行賄受賄如硬幣兩面，如果只打擊貪官，就談不上對腐敗的“零容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還放任了腐敗行為的發生。二則，行賄人往往也是不法利益的獲得者，如果不能法律“伺候”，追究行賄者的不法所得就成了一句空話。再者，行賄者日子太過滋潤，無論對于灰色的“官場亞文化”，抑或是熟人社會的厚黑“潛規則”，都是事實上的鼓動與放縱。試想，受賄者被嚴懲，行賄者逍遙法外、繼續尋找下一個“圍獵”目標，當此語境之下，究竟要靠什么樣的制度，才能360度捍衛好權力者的底線呢？

有人說，“每一個落馬的地市官員背后，都有數十個乃至數百個行賄人；一個央企老總出事，其下屬幾十個公司部門經理都會因行賄而被協助調查。”貪官不自潔自律固然可恨，行賄者“組團進攻”亦非正義公平。比如山西老板竟然以安插“臥底”、買通身邊人等手段“圍獵”官員，如此“無間道”，程序正義與目的正義上果真無須法治考量？官員塌方式腐敗的背后，其動因除了有自我防線的崩塌、監督機制的闕如，恐怕不得不提的，也有“非法行賄階層”在權力贖買中的興風作浪。

罪刑法定，這是中國刑法的基本原則。從刑法修正案提高行賄成本，到檢察機關立案偵查行賄犯罪數量增加，頂層設計傳遞的價值信號已然非常明確：貪官當重罰，“圍獵者”也不能放過一馬。對于涉嫌刑事犯罪的行賄行為，不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對于情節輕微的圍獵行為，起碼要建立“行賄人檔案制度”，將之納入法治化的誠信懲戒體系。總之，在行賄受賄的利益鏈上，司法與制度的警覺當公平而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