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我們班有些孩子悄悄成立了反弟弟妹妹聯盟。”在山東青島市一所小學四年級擔任班主任的王老師說，前段時間，她發現班里有七八個孩子經常聚在一起竊竊私語，后來找了個孩子一問才知道，他們搞了個反弟弟妹妹聯盟。（1月7日《華西都市報》）

“全面二孩”政策落地后，這幾乎是一個早就被預料的話題。此前還有媒體報道過類似“你們敢生二胎，我就頓時給你們添外孫”的極端案例。而“反弟弟妹妹聯盟”的曝出，無疑又為此提供了新例。從孩子的角度，多一個“弟弟妹妹”意味著多一個人來分享自己所享受的家庭關愛，他們的“反對”從心理層面未嘗不可理解。但若將此上升到對于二孩“生與不生”的決定性因素，顯然就有夸大之嫌了。

且不說，這類現象到底具有多大的普遍性值得疑問。任何一個人對于“新生事物”其實都具有從不適應到適應的過程，何況是孩子？而適當的引導和溝通相信都可加以解決。所以說，這類帶有獵奇性的個案，不應該被過度解讀和放大。但這類現象能夠引起外界的注意，并與其它一些因素一起被視為二孩家庭需要闖過的“關”，以此所反映出來的“二孩焦慮”卻未必不是真實的。

必須承認，長期以來一孩政策的影響，確實不只體現在人們的平均生育數量上，更是重新塑造了整個社會的生育觀念和“手足之情”，這其中或許就包括老大對于弟弟妹妹的“焦慮”。而無論是老大們的態度，還是其他方面的因素，都說明現在的生育行為，早已非以往那般“單純”，包括生育成本、職業影響等等在內的外部因素，都或許是每個家庭在作出生育二孩決定前所必須深思熟慮的所在。只不過囿于具體的家庭情況不同，側重考慮的因素也會有所差別，比如家庭條件好的，對于生養成本的考慮就沒那么多。而這些因素共同作用起來，其實已經超越具體的計生政策對家庭生育選擇的影響，當前不少國家的低生育率或都與此相關。

那么，明晰這樣一種現實背景，雖然不必夸大“反弟弟妹妹聯盟”之類的二孩“阻力”，但與之相關的整個社會的二孩焦慮卻必須加以正視，公共層面也必須有所回應。就比如說在教育方面，是否有必要專門就此讓“老大”們多一些分享教育，更“理性”的看待弟弟妹妹的影響？而在整個社會層面，二孩到底對家庭意味著什么，既不能夸大生育成本和“反弟弟妹妹聯盟”這類的個案來片面突出二孩的“負擔”，也不能純粹從過去的提倡“只生一個好”轉變為號召“生兩個才是真正好”。要看到，與“全面二孩”相關的公共政策只有觸摸到普遍而又真實的“二孩焦慮”，才能真正讓生育行為的選擇變得“輕松”、“從容”起來。

全面二孩時代，二孩生與不生，歸根結底是要遵循每個家庭的自愿選擇。但如果生育行為本身所受到的客觀的“煩惱”過多，生育選擇變得“畏手畏腳”，甚至變成一場“冒險”，那顯然也是不正常的。在公共層面，對于如何降低人們在二孩生育選擇時的恐慌，減少他們的生育壓力，讓無論老大還是二孩都能夠有一個更愉悅的成長環境，無疑還需要給出更多的有效回應。（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