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行之于實體經濟就如同血液之于軀干，“十三五”期間要促進經濟發展，銀行業的平穩運行于經濟和金融體系健康發展不可或缺。

金融危機已經過去8年，危機的影響仍未平息，后危機時代對于金融衍生品的“再認識”以及防控金融風險的反思仍在繼續。特別是在近年來經濟下行的“凜風”中，銀行不免遭遇“池魚之殃”。如今站在“十三五”開局之年的關口，中國銀行業在轉型發展中亟需尋找“定力”以應對行業內外格局之“變”。 

首先，中國經濟轉型對銀行業的有支持的要求。尤其是在“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以及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結構性轉型的背景之下，銀行業被賦予了新的內涵，這要求其重新評估金融資源的傾斜——扶持實體經濟、服務“小微”、“三農”、“一帶一路”等新經濟引擎成為十三五期間的工作重點。

其次，中國金融市場進一步的市場化對銀行業有創新的要求。利率市場化、民營銀行、外資銀行、互聯網金融等新型金融形式的沖擊，令銀行業陷入了困局。這一切都要求中國銀行業在監管模式上、發展方式上以及開放度上都有了更高的要求。疊加創新思維后銀行風險偏好的攀升，也無疑對銀行的風險防控及定價能力提出了更嚴苛的要求。

民間資本穩步進入正攪動著銀行業的一池春水。中國銀監會主席尚福林12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記者會上介紹，2014年開始的5家民營銀行試點是成功的，運行總體平穩。截至2015年末，5家銀行資產總額達794億元，各項監管指標基本達標，并表示，又有12家民營銀行進入論證階段。

再次，金融風險的傳遞、傳導對銀行業有了更高的監管要求。目前金融機構“混業經營”越來越多，去年以來，包括非法集資在內的一系列的金融風險警示市場，銀行業資金在杠桿化的過程中難辭其咎，這也為中國銀行業監管提供了新的思考維度。

“僵尸企業”的信貸顯然是負債表中的拖累，諸如此類的低效貸款結構并非真正對實體經濟的扶持。為此，尚福林在記者會上表示，銀監會將推動“僵尸企業”重組、整合或市場化退出，降低信用杠桿，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銀行對實體經濟的扶持責任自然義不容辭，但前提是對關注風險的深入關注。畢竟肩負著防范風險的特殊使命，所以來自行業內、外部的壓力需要被平穩對待，不能忽左忽右、朝令夕改。在充分了解企業的情況下，銀行業對實體經濟的扶持會更加有效率。

然而令人頗為欣喜的是，回顧十二五期間，中國銀行業既經歷了高速發展壯大，也抵御住了全球金融風暴的侵襲。中國銀監會在督促銀行業風險管控方面不可謂沒有新提升，突破性改革牢牢擎住體制改革這個核心，即便是過剩產能行業下行顯著，股市、匯市的劇烈波動，但就銀行體系整體而言經受住了考驗。

尚福林表示，我國銀行業總體運行平穩、風險可控。截至去年年底，商業銀行資本充足率是13.45%，總體水平較高；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是1.67%，處于國際較低水平。“商業銀行撥備覆蓋率是181%，也就是說每有1元錢的不良資產，就有1.81元的撥備可以作為對沖，撥備充足。”此外，我國商業銀行的資產利潤率是1.1%，資本利潤率是14.98%，均優于部分發達國家平均水平。

對于不良的處置也有了新進展，除了通過傳統方式加快不良核銷以外，暫停近8年的不良資產證券化近日迎來重啟的時刻，監管部門也確定了6家銀行作為首批試點機構，這為銀行業的“輕裝前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防范金融風險被監管層視為未來5年金融監管的工作重點，2016政府工作報告中，總理更是提出要提高服務實體經濟效率，實現金融風險監管的全覆蓋。銀監會主席尚福林亦在記者會上表示，將著力加強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不同市場之間交叉金融風險、社會融資風險的銀行業五大風險。

監管層須從金融體系整體穩健角度，一系列機制和政策的設計需將前瞻性放在重中之重，不能頭痛醫頭，待風險兵臨城下之時才有所動作。正如尚福林曾言，“監管標準往往是適度超前的。這些監管標準不僅體現了監管者的審慎態度，也是對銀行業發展的合理預期。銀行業要充分認識監管標準的前瞻性，提前做好各項準備工作。”

誠然，中國銀行業面對未來五年，還有諸多亟待推進的改革，但是對于“風險防控”的堅守始終是以不變應萬變的基石，不能讓金融淪為資源空轉、資金空轉和錢生錢的游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