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則西事件作為標志性公共事件的漣漪效應，仍在凸顯：據新京報報道，5月4日，也即北京市衛計委表態將對在京的地方醫療機構科室外包嚴肅查處的當日，國家衛計委專門召開了關于規范醫療機構科室管理等工作的電視電話會議，提出醫療機構必須依法執業，禁止出租或變相出租科室及發布虛假醫療廣告等違法違規行為。

國家衛計委此番發聲，無疑是有針對性的重申：應看到，我國《醫療機構管理條例》第46條早就對科室外包明令禁止。2000年衛計委發布的《關于城鎮醫療機構分類管理的實施意見》也明確“政府舉辦的非營利性醫療機構不得投資與其他組織合資合作設立非獨立法人資格的營利性的‘科室’、‘病區’、‘項目’。而《軍隊醫院管理若干規定》、《軍隊醫療機構業務幫帶管理規定》，也對部隊醫院做了類似規定。

而這次重申，其背景不言自明：作為濾鏡的魏則西事件，將多重觸發社會痛點的亂象暴露在了公眾面前，其中公立醫院科室外包就是問題中的問題。得看到，盡管媒體時有曝光，有關部門、地方也多次治理，可“院中院”病象，仍在以產業鏈方式為禍甚廣，且屢治難消。

科室承包，本起于上世紀80年代的公立醫院科室收入年度上繳額，這在當時被視作提升醫療服務的重要舉措。但如今，該制度已異化至畸形，其弊端也屢被提及：很多屬“公”的醫院玩起了“公私混搭”，過度醫療等痼疾由此加劇，最終戕害公立醫院公共屬性；很多患者本是奔著大醫院名頭去的，結果卻可能成了黑大褂“掛靠”下非法行醫的冤大頭，而公立醫院只收錢不監管的弊習和混搭模式下責權利混亂，也導致出了事故后責任廓清難。

魏則西事件已敲響警鐘：無論是承包后自營，還是那種掛靠公立醫院依托其掛號、收費系統搞提成的隱形外包，都是亟待剜除的毒瘤。在此情境下，鑒于輿論激憤難抑，是時候趁著以魏則西事件為事件性節點，對科室外包亂象來個徹頭徹尾的“診斷根”了。

就眼下看，當務之急，是對科室外包和合法合規范疇的“院旁院”、委托管理、特許經營等模式切割，也對醫院科室承包亂象進行摸底排查，進行專項督察與系統整治。基于科室外包模式的深耕，目前至少可做到兩點：一者，要將科室承包情況列入醫院院務信息公開序列，對被承包的科室掛牌明示，讓社會知情；二者，主管機構、地方對轄下相關醫院“切割式脫鉤”設最晚時限，并對其整改進度表進行核查。前不久中央軍委通知，計劃用3年左右時間，分步驟停止武警部隊一切有償服務活動，部隊醫院叫停科室外包牟利的時間表顯然更應收緊。其他地方公立醫院也一樣。

還應看到，有些社會資源承租科室，也是民間辦醫資源得不到釋放后向非制度渠道的外溢。魏則西事件是這種外溢的沉重代價，但其教訓不應是拒絕社會資本辦醫，而是應允許更多社會資本在規范框架下辦醫。這就需要放開社會力量辦醫在牌照審批、醫保定點設置等，并將管理重心放在事中事后監管上。像這次，斬斷了“莆田系”租科室的鏈條后，也要放開其辦專科、綜合醫院的門檻限制，引導其清除游醫基因、向規范化轉型。

醫院科室外包，本就是種該治的病。而治理之方，就在于讓“混搭”的公私脫鉤，也厘清鼓勵社會辦醫和“借殼”亂辦醫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