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這樣兩則新聞,標題分別是《乘客在溫州機場坐頭等艙擺渡車,300米收費398元》和《國務院扶貧辦回應“手機話費判定貧困生”:不全面》。前者說的是,一位坐經濟艙的乘客,因為幫領導拿行李坐了頭等艙擺渡車,結果300米左右的距離被收費398元。后者說的是,江蘇大學對月平均手機消費100元-150元的學生降低貧困等級；對月平均消費超過150元的學生取消貧困生資格。記者就此詢問扶貧辦,官員回應“不能說不好,但不一定全面”。

最近,天價蝦、天價魚都成了熱門新聞,如今又來了個“天價服務”。不過,之前的天價魚蝦都在一個關鍵環節上模糊不清,那就是“是否涉嫌價格欺詐與強買強賣”。如果單純只是市場行為的“天價”,可以驚嘆一聲卻無可厚非。但是,在300米路程收費398元的“天價服務”事件中,此關鍵環節卻是清楚明白的——工作人員明確告知了要收費,乘客同意了并且開具了發票,怎么還能叫“被宰”呢?

當事人放著大擺渡車不坐,為了幫坐頭等艙的領導拿行李,非要跟著坐頭等艙擺渡車,人家明確告知要收費,交了錢開了發票,完全不涉及“宰客”。如果當事人覺得價格高,就應該當場拒絕,去坐普通擺渡車。更何況,398元包括了貴賓室使用費,單純突出“300米收費398元”也不客觀。頭等艙和經濟艙同樣都是坐一趟飛機,價格相差那么多,你覺得這樣收費不公平,可如果讓你免費坐,頭等艙的旅客豈不是更要喊不公平了?

這個話題涉及的一個關鍵點是契約精神。乘客沒有被強買強賣,也沒有遇到價格欺詐,交易完成后又聲稱“被宰”,實際上是不誠信的表現。如果這種不誠信行為,都可以在保護弱者的名義下得到聲援,那還談什么契約精神?沒有契約精神,又哪來的市場經濟?并非所有類似事件,都適合用“天價”套之,若覺得凡事都要政府定價才合理,這是過時的計劃經濟思維。

相比之下,江蘇大學通過手機話費大數據尋找“裝窮貧困生”有其合理性,貧困生手機消費高,本身就不正常。最重要的,這種識別方法成本低廉,盡管“不全面”但是有效而且可操作。如果要突出“全面性”,識別貧困生將是非常復雜的工作,成本必然不菲——這筆錢,本可以用來資助更多貧困生,而不是用于“全面”地識別貧困生。

那些一邊接受資助一邊亂花錢的貧困生,無論當初是否“裝窮”,事實上都已經違反了契約,讓資助貧困生變得低效而錯配。超過一定限額以上的手機消費,并不是生活必須開支,你愿意如何分配你的生活費固然是你的自由,但資助者也有權拒絕那些在非必要開支上大筆花錢的學生。生活得像個“隱形富二代”卻去申請貧困生補貼,本就是不誠信的表現。

“天價服務”也好,“手機話費判定貧困生”也罷,之所以成為熱門話題,都是因為我們以同情弱者的名義無視了契約精神。這種泛濫的同情,我們貌似無須支付任何代價；殊不知,無視契約精神的后果,必然由我們每個人來承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