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西大操場北側，蟬鳴透過法桐的濃蔭，聲聲入耳。一棟古典紅磚小樓內，銅塑卡爾·馬克思的目光凝重遼遠。“70后”學者朱安東常駐足于此。作為中央“馬工程”專家中的新生代，朱安東活躍于報刊、網絡和微信，用知識和思想的長矛，批駁“歷史終結論”的虛妄、刺破新自由主義的霧靄。在清華大學的講臺上，朱安東總是以澎湃的激情，用馬克思主義這一“徹底的理論”，引領學子完成著家國之思和價值重塑。

朱安東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副書記。主要研究領域為政治經濟學、中國經濟、世界經濟與政治。入選北京市宣傳文化系統第二批“四個一批”人才，曾獲北京市第十二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北京高校優秀德育工作者。

相遇

四川樂山，群山環抱。1990年，少年朱安東從大山深處考入清華大學土木工程系。一個偶然的機會，朱安東加入了清華大學學生求是學會。在這里，一批關心國家命運、民族前途的青年學子，以“讀書、實踐、爭鳴、戰斗”為口號，用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武器分析國際形勢、社會思潮。探求的目光、激情的辯論，讓他沉醉復沉思：馬克思主義的光芒為何能在100多年后依然灼爍？同時，一個思考也在他的腦海隱隱浮現：人生之路、學術之路該如何走？

春去秋來，日升月落，思考伴隨著朱安東清華園的生活。1995年，本科畢業的朱安東免試推薦進入清華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經濟學研究所，攻讀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專業碩士研究生。他的人生和學術規劃也日漸清晰。三年后，他將碩士畢業論文題目選定為《我國國有企業重組的若干問題研究》。

1998年，奔騰的人生河流打了個“漩渦”。碩士畢業后，朱安東沒能按預想到大洋彼岸留學，而是到北京城建集團下屬公司當了一名助理工程師。與現實的短兵相接，讓朱安東感知了生活的粗糲，也讓他發現生活的浩瀚——這里藏著人群的苦樂悲歡，透著時代的風生水起，也提供著社會緊要問題的破解之道。多年以后，這段經歷常在朱安東的腦海閃回。“到現實的洪流中獲取實感，是做大學問和真學問的不二法門。”對此，朱安東深信不疑。

翌年，朱安東如愿以償來到美國馬薩諸塞州立大學阿姆赫斯特校區攻讀博士學位。那里是美國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重鎮，匯聚了一批活躍在學術前沿的馬克思主義者和后凱恩斯主義學者。而一段幾十年前學科初建的往事，讓人不由唏噓感慨。

20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和國際資本主義進入新一輪經濟危機。這一背景下，著名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薩繆爾·鮑爾斯等一批美國學者，在美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荒原上，啃讀原典、自學自勵，開創了馬克思主義的重要學派——積累的社會結構學派。由于意識形態方面的原因，受到原所在學校排擠的薩繆爾·鮑爾斯等5人集體輾轉來到馬薩諸塞州立大學阿姆赫斯特校區。在這里，他們整體改造培養方案、吸引師資，馬克思主義學者隊伍不斷壯大。用朱安東的話說，馬克思主義在美國“幾乎斷了茬，又自己長了出來”。“還有什么更能說明這種歷絕境而不息的學科生命力呢？！”

在馬克思主義者大衛·科茨和后凱恩斯主義者羅伯特·波林的指導下，朱安東完成了博士論文《國有企業對于經濟增長與貧富分化的影響》。他收集了60多個國家30多年的數據，用計量經濟學的方法對它們進行分析后得出結論：各國國有企業部門總體是贏利的，國有企業對促進經濟增長和減少貧富分化有正面作用。這一認識，也錨定了朱安東日后基本的學術傾向和價值立場。

直面

2005年，博士畢業的朱安東重回清華園，執起教鞭。是在數字和模型建構的樓閣中吟風賞月，還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引、在直面和解決現實問題的磨礪中淬煉真知？朱安東選擇了后者。

2012年，朱安東一行來到神華集團。三天的調研，他們到一線參觀，和基層干部職工交談，管理的先進、技術的創新、生產的高效和社會責任的承擔，印證了此前朱安東對國企效率和作用的判斷。針對“改革的成功來自公有制的崩潰”的論調，朱安東用學理和事實進行旗幟鮮明的反擊。

如果深究就會發現，國企私有化的吹鼓手們大多有一個重要的思想背景，即新自由主義。上世紀90年代初，隨著體現國際壟斷資本集團利益的“華盛頓共識”出籠，以市場化、自由化、私有化為核心政策綱領的新自由主義迅速向全球蔓延。面對無知者、偏見者、人云亦云者和別有用心者對新自由主義的“加冕”，朱安東不遺余力地用事實祛魅。他在文章中揭露新自由主義代表“芝加哥弟子”和“伯克利黑幫”在拉美國家和印尼的斑斑劣跡，指出在新自由主義政策施行于歐美、拉美、蘇東及俄羅斯、亞洲等國和地區的重要時期（1981—1998年），世界經濟增長率大幅下滑，并由此導致了嚴重失業問題和貧富分化，用事實證明新自由主義并非“救世良方”，而是“經濟毒藥”。

當西方熱衷于對他國鼓唇搖舌之時，自己已走入了歷史的死胡同。在利用大量數據分析1870年以來，特別是1980年以來世界經濟積累的各種矛盾的基礎上，朱安東早在2004年就指出當代資本主義將進入一個危機與動蕩的時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朱安東又敏銳指出，金融壟斷資本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逐步掌控了相關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大權，并在危機爆發后通過政府及時“救市”挽救了自己并更加壯大。在這種情況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應對危機的政策空間越來越小，資本主義的各種矛盾將更加尖銳”。2010年，由謝富勝、李安、朱安東共同完成的論文《馬克思主義危機理論和1975—2008年美國經濟的利潤率》，通過對西方經濟學模型運用和美國相關部門數據的分析，揭示出美國經濟中利潤率的波動及其帶來的經濟周期波動，證明此次金融危機的根源正是資本主義制度本身。

傳薪

在今年5月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現場的朱安東心緒難平——當代中國實踐正是新一代哲學社會科學工作者有可能超越前輩、超越西方的現實根基，也是堅定信念、扎根本土的時代源泉。

如今擔任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黨委副書記的朱安東，面對的是“90后”和更年輕的一代學子。他們的外部世界五光十色、喧囂紛擾，馬克思主義的燈塔還能在他們心中屹立嗎？馬克思主義能夠成為他們超越前輩、超越西方的力量源泉嗎？朱安東堅信：“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馬克思主義正是徹底的理論。”

他在學術研究中發現，“某些重要的社會經濟現象用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解釋不了，有些解釋不清或者解釋不透，不僅新古典經濟學是這樣，凱恩斯主義經濟學也是這樣，而用馬克思主義的某個理論或概念卻能很好地對那些現象進行分析。一次次下來，很難不讓人佩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歷史穿透力。”

要讓徹底的理論真正進入學子的精神世界并打動他們，朱安東認為，還必須講究傳播的藝術。朱安東講授的“馬克思主義原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研究”“高級政治經濟學”等課程，成為學生們沉浸其中的精神享受。“入腦、入情、入心”，博士生張牧云這樣評價朱安東的思想政治理論課，“朱老師臺下備課非常‘學術’，但上了講臺卻又很隨和，好像在和你拉家常。既有一些歷史書里邊邊角角但又啟人深思的小橋段，也有他有趣的人生閱歷。”

在學術方法選擇上，朱安東引導學生“眼睛向外”。他鼓勵學生到經濟系等系所選課，以熟悉西方政治經濟學的學術工具和話語體系。“因為，馬克思主義正是在與西方‘非馬’‘反馬’思潮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要與西方對話和交鋒，就必須知道對方在說什么，也要學會用對方的學術工具和話語體系反駁對方。‘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豈不是更有說服力？”

執教清華，朱安東深感“吾道不孤”。在他周圍，一大批信念忠貞、人格高潔、淡泊自守的領導和老師關注和支持著他，陪伴他一路前行。清華大學原副教務長邢家鯉的一段話，朱安東幾乎口能成誦：“說教師像蠟燭，我是不同意的。為什么不說是共產主義的篝火呢？一塊塊劈柴投入了，火光熊熊。你能說那不盡的熊熊大火中，哪一塊劈柴燒完了呢？”在馬克思主義學院這棟紅磚小樓里，朱安東正以內在的豐沛執守、實踐著這份信念。（記者 賈宇 姬泰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