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人物從左至右依次為：駱國清、丁衛東、王秀春)

“我從小苦日子過怕了，內心對富裕生活有向往，虛榮心強，好面子，這是所犯錯誤的一個重要思想根源。”這是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原副主任、國家能源局原局長劉鐵男，在接受采訪時對自己作出的內心剖析。這位“苦日子過怕了”的前高官，經法庭認定的受賄金額達到3558萬元，于2014年12月10日被判處無期徒刑。

劉鐵男剖析的貪腐“思想根源”，所謂的“苦日子過怕了”不過是他“好面子”、虛榮心膨脹的另一種表現。事實上，不僅是劉鐵男，愛慕虛榮是不少落馬官員走上犯罪道路的誘因。

難舍“衣錦還鄉”情結 他在講排場比闊氣的路上越走越遠

從軍隊轉業時選擇回老家，只因可以光宗耀祖；任職期間喜歡給企業家“捧場”，只為得到企業老板的恭維、贊揚……2015年1月9日，福建南安市委原書記駱國清因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其在悔過書中剖析自己步入貪腐深淵的原因，“虛榮心強、愛面子思想嚴重”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1973年，21歲的駱國清剛一入伍，就立了三等功，并光榮地入了黨。從軍24載，他從最普通的戰士成長為副師職領導干部。據駱國清回憶，當時他轉業后可以選擇去北京，也可以選擇去部隊所在地，但他卻依然決定回泉州老家。“閩南人常說，回家可以光宗耀祖、出人頭地，任一官半職能為家人和朋友辦一些事。”這成為駱國清心頭揮之不去的情結。

如愿回到家鄉的駱國清受到組織上的重用，歷經多崗位多職務鍛煉。2005年，他被任命為泉州南安市委書記，成了主政一個縣級市的“一把手”。當時駱國清懷著干事創業的激情，提出招商引資創業工程，在較短時間內使南安市財政總收入排名全省第二。這本得益于全體干部群眾的共同努力，可駱國清卻認為，取得這樣的成績全靠他這個“一把手”，因此，“走到哪里都到處顯耀自己的能量和作用”。

駱國清躺在功勞簿上，逐漸滋生出享樂和拜金思想。工作上沖勁不足、干勁減退，但接待應酬的時間卻多了起來。當時很多企業家在南安投資創業，駱國清常被邀請參加南安或泉州同鄉會等活動，經常到外地參觀考察。住的是星級酒店、吃的是山珍海味、享的是高標準接待，聽的是酒桌上恭維人的甜言蜜語，這讓駱國清“頓時覺得飄飄然忘乎所以，身價好像高很多，本來虛榮心就比較重，(聽到恭維話后)感到很中聽、很舒服。”

聽慣了奉承話，享慣了“清福”，駱國清思想覺悟漸漸退化，講排場、擺闊氣成了他的一大追求。他在南安的公務接待和私人宴請繁多，接待標準一年高過一年。回家過年他都要講排場——孩子們的拜年紅包別人如果給500元，他就要給1000元。平時參加企業的公益慈善事業、各種救災活動，駱國清認為這是給企業家個人捧場、給他們面子，要讓企業老板感謝他、贊揚他。后來接受調查的駱國清回想起這些過往，不由在悔過書中寫道：“這是多么幼稚、多么可笑。”

“我反思第一次收錢時的心情是非常復雜的，(內心)斗爭十分激烈，那時確實非常害怕。”當時，一名企業老板來到駱國清家，聊了半個多小時后，從公文包中拿出一包錢塞給駱國清。雙方在客廳里推來推去，折騰了五六分鐘。

“我知道你是軍人出身，爽快耿直，但你不要做不食人間煙火的正人君子，這樣將來你在這里連一個朋友都沒有。”“好吧，這算是向你借的，下不為例。”

據駱國清回憶，當晚他徹夜難眠，一邊是燙手的錢，像隨時可以爆炸的定時炸彈，另一邊是企業老板的所謂“感慨之言”。“結果我聽了老板的讒言，有了第一次必然就會有第二次，接二連三收了別人的錢，走向了犯罪的不歸路。”

南安本為僑鄉，一些企業老板在香港、澳門等地謀事創業，每逢年節才回鄉省親。駱國清就任南安市委書記后，也經常帶隊去港澳等地。一到目的地，駱國清除了正常的走訪、會議之外，哪兒都不去，就待在下榻的酒店中“開門迎客”。駱國清回憶說，當時人來了一批又一批，酒店房間內堆滿來訪者送的禮物和“茶水費”。客人走后，駱國清都不記得哪個禮物是哪位送的了。好在送禮的人也有“心機”，往往會在禮品袋內放上個人名片，以便領導“審閱”。

為了體現“關心”，過年期間，成了駱國清一年中最忙的時候。每年初一到十五這些天，駱國清馬不停蹄，走訪于各鄉鎮回鄉省親者家中，換來的又是各位送上的一捆捆鈔票。

“以前煙酒茶等禮品都不要，而這時對企業家饋贈的禮品、手表、金首飾等貴重物品都收，最后發展到對企業老板送來的幾萬元、幾十萬元甚至上百萬元的錢也收，喪失了原則，喪失了方向，喪失了人格，觸犯了黨紀國法。”駱國清在悔過書中說道。他在用地審批、項目開發、企業經營等方面為他人牟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財物。“拿人手短”，一次駱國清接到關于一個違規開發項目的通報，卻并沒有派人去調查處理，采取措施挽回損失，原因就是，他收了老板的錢。

向組織交代完一切，駱國清一身輕松。“組織上對我的查處，是正確的，應該的。要不然在我的晚年生活中，直到我生命終結前，我將是恐慌的，不得安寧的，會受到自己良心的譴責。”

曾經的寒門勵志“榜樣”終變任性用權的“迷途羔羊”

他不滿6歲就隨父母逃荒，19歲成為村里第一個大學生，31歲任鄉長，35歲任副縣長，42歲任區長，49歲淪為階下囚。面對過山車般的人生經歷，2015年10月13日，站在被告席上的山東省東營市東營區原區長丁衛東痛哭流涕地說：“我不敢面對由一名區長瞬間成為階下囚的事實，我失去了自由，毀掉了自己的前程，好像是一場夢，至今未醒。”

丁衛東出生在東營市東營區，祖祖輩輩是農民，小時候家境貧寒。用丁衛東自己的話說，他5歲就“上坡里拾草拉大耙”。6歲那年，丁衛東跟父母逃過荒、要過飯，穿過百家衣，嘗過百家飯。

俗話說：窮人的孩子早當家。10歲時，丁衛東靠撿拾破爛賣的錢買書本上了學。童年的艱辛歲月塑造了他吃苦受累、好學好勝的性格。從小學一直到研究生，丁衛東一直是班干部，學習成績名列前茅，獲得的三好學生、優秀班干部等獎狀貼滿了家中的土墻。他是父母心中懂事的好孩子、老師眼中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同學們學習的好榜樣。他是全村第一個大學生，是全村人的驕傲。

1990年7月從山東農業大學畢業后，丁衛東被分配到廣饒縣林業局，很快被調到縣農委，從此走上了仕途。在之后的25年時間里，丁衛東經歷了8個單位，“三年一進步，兩年一提升”，仕途可謂一帆風順。他31歲當上了鄉長，33歲成為鄉鎮黨委書記，35歲被提升為廣饒縣副縣長。他還獲得過國家、省、市多種榮譽稱號，曾是東營市委委員，區、市、省三級人大代表。

丁衛東“鯉魚躍龍門”般的成長經歷，一度成為當地無數貧寒青少年的“榜樣”。然而，隨著不斷升遷，丁衛東手里的“權力包”越來越有分量，在一次次權錢交易、利益輸送中，他走上任性用權的迷途，且漸行漸遠。

私心無非名與利。在剖析自己的犯罪根源時，丁衛東認為，是欲望使他迷失了方向。從東營開發區副主任提拔為東營區區長后，丁衛東感到自己的仕途“進入了快車道”。為了快出成績，站穩腳跟，丁衛東頗費心勁地通過招商引資把相關企業引到東營區上項目。之后，他便利用職務之便，給他們謀利益，自己也從中得到升遷的“籌碼”和經濟上的“回報”。

“剛干區長一年多時間，就覺得自己能力強，基層經驗豐富，知識層次高，就想干書記，傍大官，找關系，打招呼，這成為自己收受賄賂的導火索。”丁衛東這樣自我剖析。

到東營經濟開發區工作后，丁衛東“覺得自己應該多享受點。在高檔小區買大房子住，企業給優惠是應該的。家具要上檔次，這樣才有品位”。他覺得企業老板有錢，而且交際面廣，他們的口碑還可以為自己的進步助力，跟他們靠得近一些不吃虧。因此，他和企業老板交往頗多，吃吃喝喝，不分你我，經濟上也有不正當交往。

丁衛東以“優惠價”從房地產開發商那里買房后，開發商老板劉向陽又花了21萬余元為他裝修，并安裝了價值4萬多元的中央空調。房子裝修完工，丁衛東準備購買家具。一次閑聊時，劉向陽對丁衛東說：“我們公司一直從定點的紅木家具賣場購買家具，那里的紅木家具質量很好而且價格便宜，你要不要去買一套？”丁衛東當即答應。一段時間后，丁衛東約劉向陽一起去看紅木家具，他看中了一套28萬元的紅木家具但覺得太貴了。“我準備了20萬元，你先用著。”劉向陽心領神會地說。之后，丁衛東安排人找劉向陽拿了20萬元錢。

車子要開好的。他覺得妻子開普通轎車層次低，當別人的奧迪車給他妻子使用時，他覺得很正常。過年、過節有朋友來看望、走訪，是他們不忘本，自己臉上有面子。企業借年底走訪給自己送錢，是企業對自己的關心；別人用錢，自己能借到錢是自己有本事、有面子。在這些異化的邏輯里，丁衛東的貪心不斷膨脹。

就這樣，在與企業老板的推杯換盞、利益交換中，丁衛東飄飄然了，他把公家的“責任田”種成了“自留地”。殊不知，他盯著的是老板們的資產，老板們惦記的卻是他手里的實權。這個買賣從一開始就注定只賠不賺。

曾經的反貪局長同樣栽在“貪”字下

安全著陸”原意為飛機平安降落機場，如今卻被用來比喻官員善始善終，順利退休。一些隱藏很深的腐敗分子將“安全著陸”作為自己政治生涯的最后追求。然而，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只要是腐敗分子，就算退休也會被揪出來。內蒙古自治區興安盟檢察院原檢察長王秀春就是在退休2年之后，被群眾舉報，落入法網。

王秀春，漢族，內蒙古自治區通遼市扎魯特旗人，1950年12月出生，1968年參加工作。曾任通遼市檢察院反貪局局長，通遼市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興安盟檢察分院檢察長，2011年7月退休。

王秀春出生在通遼市扎魯特旗的一個普通家庭，父親是一名糧站榨油工人，母親是家庭婦女，共生有包括王秀春在內的兄弟姐妹4人，生活之艱辛可見一斑。他初中尚未畢業，就響應黨的號召，下鄉當知青。1970年成為通遼扎魯特旗肉聯廠工人，1976年調任通遼扎魯特旗商業局秘書，實現由工人到干部的轉變。1979年調入通遼市扎魯特旗檢察院工作，那時的王秀春意氣風發，工作踏實肯干，在當地檢察系統嶄露頭角。不久，又從扎魯特旗檢察院調至通遼市檢察院工作，歷任科長、反貪局局長、副檢察長等職。

王秀春在通遼市檢察院辦案也是久負盛名，有人稱其點子多、經驗足、處理案子利索，因此他多次被評為先進政法干警、優秀公務員，多次榮立三等功。1995年最高人民檢察院榮記王秀春一等功；2006年提升他為二級高級檢察官。

2001年底，王秀春被組織委以重任，提任興安盟檢察分院檢察長。初到興安盟，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努力工作。但是上任僅半年，他就變了！

隨著接觸面越來越廣，加上一些別有用心之人的主動“攀附”，王秀春內心貪欲的種子逐漸發芽，發展到最后，不管別人所求之事能辦不能辦、該辦不該辦，只要有人送錢，他就來者不拒，渾然忘記自己是一名黨員領導干部，把入黨時的誓言拋到了腦后。

王秀春辦了一輩子職務犯罪案件，卻同樣在“貪”字的作用下變得利欲熏心，將憲法和法律賦予的權力變成個人斂財的工具，濫用職權，貪贓枉法。他在懺悔書中寫道：當一個人眼睛是黑的時候，心是紅的；當一個人眼睛是紅的時候，心往往是黑的。當一個人被貪欲所淹沒的時候，肯定會喪失理智。

精神上沒有了追求，思想上就會雜草叢生。社會上一些不良風氣以及金錢至上的腐朽觀念沖擊著王秀春脆弱的心理防線。對一些商人老板的奢華生活，他羨慕有加；對社會上的不正之風，他失去了辨別是非的能力，抱著“死丈母娘哭媽——隨大流”的態度，主動迎合。特別是看到一些商人、老板因自己的一句話就輕而易舉地大把掙錢，心理更加不平衡，對金錢的貪婪越發瘋狂無度，執迷不悟。

古人講，君子以儉德辟難，不可榮以祿。而王秀春，一方面瘋狂攫取錢財，一方面貪圖享樂、玩物喪志、自甘墮落。他到興安盟工作后，工作上無所用心，而享樂思想卻與日俱增。

王秀春初到興安盟，單位給他配了一輛三菱V6越野車，雖然車輛破舊，但他并不在意，心里想有個車用就行，這輛三菱王秀春坐了近3年。然而，隨著他在興安盟地位的鞏固，影響力的提升，再加之攀比心理，他已不再滿足坐破舊的三菱越野了，開始想著換好車。

2003年夏天，他協調了100多萬元給自己購買了一輛豐田4500越野車，同過去的三菱相比，已然是鳥槍換炮了。但是，看到別人坐的高級轎車，其心里再次掀起波瀾，2007年，王秀春通過關系四處協調資金，又為自己購置了一輛奧迪1.8T的轎車。半年后，在下屬的慫恿下，又打電話給興安盟鑫安建筑公司的總經理王某某，向其借款60萬元，從長春市為自己購置了一輛美國吉普“指揮官”，由于“指揮官”車型十分酷炫，坐了沒幾天就聽到社會上的議論，只好將此車頂抵給鑫安公司。之后又陸續購置豐田4700越野車、奧迪Q7越野車。王秀春在興安盟任檢察長10年間，更換用車5輛，平均每兩年換一輛，從豐田4500到奧迪，再到美國吉普……越換越高檔。

興安盟阿爾山市有溫泉美景，王秀春成為了那里的常客，幾乎每周至少去一趟。有人戲稱：“如果辦公室找不到王秀春，就一定在阿爾山或在去阿爾山的路上。”

住的方面，王秀春更是追求奢靡。2004年，王秀春借單位建住宅樓的機會，給自己另外建了400平方米的別墅。但他仍然不滿足，2007年，借烏蘭浩特市搞“光亮工程”補償給檢察院一塊土地的機會，又給自己新建占地3000平方米、建筑面積1200余平方米的豪宅。在豪宅快建成時，因有人反映，王秀春怕出事，匆忙轉讓給了承建的包工頭。

小結：

俗話說：“朽株難免蠹，空穴易來風。”在生活上愛慕虛榮，就無法安于平淡，更難抵擋“糖衣炮彈”的腐蝕。有的落馬官員看到別人能力不如自己，賺的錢卻比自己多，就覺得臉上無光；有的看到某些大老板入則星級酒店，出則豪車接送，出手闊綽，便心生羨慕。這種虛榮心理的存在，讓有所圖謀的“圍獵者”有了可乘之機。只要誘之以利、惑之以色，愛慕虛榮者便極易被腐化，喪失底線原則。虛榮心膨脹之后，工作上便無法安于默默奉獻、踏實干事，反而喜歡搞“面子工程”。

說到底，當官發財兩條道。若是沒有堅定的理想追求，沒有甘于奉獻、甘于平淡的覺悟，不能拋卻追名逐利的虛榮心態，那么也就無法成為一名合格的黨員干部。黨員干部是為人民服務的干部，當保持黨員艱苦奮斗、清正廉潔的本色，樹立正確的人生價值追求，時刻將群眾的疾苦放在心頭，自覺遠離聲色犬馬、奢靡享樂的不正之風。

揭開表層的偽裝，虛榮的內核終究是水中撈月、竹籃打水的虛妄。黨員干部應有清醒的認識，在名利上懂得“知足”，保持定力，不為外界誘惑所擾。俗話說：“金杯銀杯不如群眾的口碑，千好萬好不如把工作干好。”黨員干部提升黨性修養，能夠嚴于律己，用好權，辦實事、辦好事，向群眾交出滿意的成績單，才是實實在在的榮耀，才是真正的“有面子”。

(本期組稿：李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