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天津博物館主辦的“晚明繪畫學術研討會”于2016年10月18日在津召開。參加此次研討會的機構不僅包括故宮博物院、國家博物館、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遼寧省博物館、四川省博物院、山東博物館、北京畫院等國內重要的書畫收藏展覽單位，還有中央美術學院、中國美術學院、天津美術學院、臺北故宮博物院、香港科技大學、美國耶魯大學等博物館和藝術院校。與會的繪畫史專家共計六十余位，其中包括單國霖、范景中、王連起、李維琨、尹吉男、陳履生、余輝等在文博界和美術史界享有盛譽的知名專家、學者。

國家博物館研究員陳履生先生作題為“從《倭寇圖》卷對《抗倭圖》卷的模仿看晚明繪畫的風格轉變”研究報告，摘要如下：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的《抗倭圖卷》和東京大學所藏的《倭寇圖卷》，都是明代的佚名作品，東京大學所藏的時代稍晚。所畫是明代靠海的長江沿岸的明代官軍抗擊倭寇的歷史，全畫從倭寇來犯到燒殺搶掠，當地民眾的流離失舍，官軍抗擊倭寇到得勝班師。是一幅表現時代重大政治事件的歷史畫卷。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抗倭圖卷》（局部），《抗倭圖卷》的藝術特色和藝術的成就，既有在一個歷史過程中發展記事性繪畫的貢獻，又有在藝術表現上自立于明代繪畫史的成就。圖片是被打落水中的倭寇。還有局部畫有船頭上放者被砍下來的倭寇的頭顱。

《抗倭圖卷》利用橫卷的形式，描繪了抗倭的歷史及其過程，其獨特的構思，巧妙的布局，宏大的場面，生動的表現，精細的刻畫，是中國繪畫史上能夠表現承傳關系的難得的紀功圖卷和記事作品，而在明代表現重大現實題材的作品中，又可以看成是非宮廷而具文人氣象一派的代表。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抗倭圖卷》（局部），圖片是畫面中激戰的倭寇

《抗倭圖卷》有著獨特而富有意味的結構方式，用藝術的手法，將對于具體事件的記錄變成了具體事件的表現，從而解決了記事方式中容易出現的就事論事的問題。在吳門風格的影響下，《抗倭圖卷》以一種超于主流的文人的表現方式，又在遠離院體風格的影響下，全面而生動地表現了重大的社會事件，完成了紀功和記事的使命，同時又在藝術上為明代的繪畫史貢獻了一幅難得的精品。其藝術的特色和藝術的成就，既有在一個歷史過程中發展記事性繪畫的貢獻，又有在藝術表現上自立于明代繪畫史的成就。

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抗倭圖卷》（局部），圖片是得勝班師的場景

東京大學藏晚明的《倭寇圖卷》與國博藏明初的《抗倭圖卷》具有相同的內在結構，且諸多細節相似，表明《倭寇圖卷》是《抗倭圖卷》的摹本。可是，它們的風格迥異。《倭寇圖卷》上有未名人士的題箋，言《仇十洲臺灣奏凱圖》，不僅不合該畫的主題，而且其典型的晚明風格亦不可能是出于仇英之手，卻提醒人們注意該畫與明初以及吳門畫派的關聯。同時，聯系到史書中記載的《文徽明畫平倭圖記》，亦可說明《抗倭圖卷》有可能存在著與文徵明的關系，也可證明晚明對明初臨摹的客觀存在，進一步可以看到這一臨摹在風格上的變化，更多的是融入了晚明的時尚。風格更加趨于細膩的表現，又如同仇英的某種畫法，尤其是青綠的表現。從整體上看，晚明介于明初文徵明、沈周與清初王時敏、王石谷之間的變化，表現出過渡時期的特點。而作為功紀類的畫作，《倭寇圖卷》與清代宮廷功紀類的作品又有內在的聯系，在畫風尚則表明晚明的承前啟后。

明代的倭寇是這樣的。東京大學史料編篡所藏的《倭寇圖卷》中的倭寇形象，與國博所藏《抗倭圖卷》有很大的不同，個中一定有問題。

國博與東京大學合作研究《抗倭圖卷》，取得豐碩成果

文章來源：【紀功與記事：明人《抗倭圖卷》研究】《陳履生美術史論集》，2016年6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