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軍危急、戎馬倥傯的紅軍長征途中，為制定重大戰略決策、統一全黨全軍思想，黨和紅軍多次召開中央負責人會議、中央政治局會議、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以及方面軍層次的會議。據統計，中共中央召開的重要會議留有記錄的就有30多次，各路紅軍召開的重要會議也達數十次之多。通過這些會議，我們黨徹底糾正了黨內“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確立了落腳陜甘的重大決策，積極發揮了各路紅軍的戰略配合作用，既顯示了中共中央善于從實際出發的決斷力，更展現了中共決策水平不斷走向成熟的歷史過程。

以遵義會議為代表的實現重大轉折的系列會議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中央紅軍被迫開始長征。然而，在“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指導下，戰略轉移基本沿著紅六軍團西征的路線，變成大搬家式的行動。這導致紅軍從長征出發開始到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時，兵力從8.6萬銳減至3萬余人。嚴重的挫折和險境使許多干部產生質疑和不滿情緒，至湘江戰役后達到頂點。

這時，不僅僅是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擁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同志意識到形勢的危急，還有一些曾經在黨內執行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方針的中央領導同志如張聞天、王稼祥也逐漸意識到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嚴重危害。他們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來越大。從老山界到黎平，再到猴場，一路走來一路爭論。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打破了博古、李德專斷獨行的局面，開始走向中央政治局的集體領導。在上述歷次會議上，毛澤東力主放棄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轉到以遵義為中心的川黔邊創建新蘇區的主張得到大部分中央同志贊同而獲通過。形勢表明，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徹底糾正黨的領導上的錯誤，其組織、思想條件均已成熟。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召開。會前，周恩來即提議將會議擴大到軍團指揮員，讓更多具有豐富指揮和作戰經驗的軍事干部參會，以確保會議能夠依據多數同志意見作出正確決議。因此，遵義會議共有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等20人參加。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最終否定了博古、李德等人在軍事問題上的一系列錯誤主張，肯定了毛澤東等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是黨內委托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遵義會議解決了黨內所面臨的最迫切的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結束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在中央的統治，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和紅軍的領導地位。而這些成果，是中共在同共產國際中斷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取得的。這次會議，在極端危急的歷史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成為黨的歷史上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標志著中國共產黨政治上開始走向成熟。

遵義會議后，2月3日至9日召開扎西系列會議，調整了中央紅軍的戰略方向；完成了遵義會議未來得及進行的中央領導權交接，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中央總的責任，決定以毛澤東為周恩來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博古任總政治部代理主任；通過了遵義會議決議并向全軍進行傳達，從而徹底糾正了“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軍事路線，進一步確定了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其后，鑒于作戰情況瞬息萬變，指揮需要集中，茍壩會議決定成立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新的“三人團”，負責指揮全軍的軍事行動。在戰爭環境中，這是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遵義會議后，通過采用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中央紅軍贏得了關鍵性的四渡赤水之戰，擺脫了敵人的圍追堵截，一舉改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以來紅軍的被動局面，獲得長征的主動權，使黨和紅軍轉危為安。然而，戰略轉變非一日之功，因遵義會議后執行高度機動作戰方針，部隊比過去多走了不少路，一時引發質疑之聲。會理會議批評了錯誤意見，統一了全黨認識，維護鞏固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

決定長征落腳

陜甘根據地的系列會議

能否開辟新的根據地找到戰略轉移的落腳點，是紅軍長征勝利與否的標志。踏上長征路的中央紅軍，多次召開會議討論戰略方向，根據敵情變化，先后選擇湘西、川黔邊、川西或川西北、川滇黔邊、川陜甘等地作為戰略轉移落腳點。而在與張國燾分裂主義斗爭的過程中，落腳點問題尤為突出。

懋功會師后，根據對當時形勢和所處地理環境的分析，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放棄遵義會議制定的關于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的計劃，集中力量向東、向北發展，在川陜甘建立根據地。但張國燾卻主張向西退卻，以避開國民黨軍隊的強大壓力。兩個戰略方針存在重大分歧。為確定兩軍會合后的發展方向，1935年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正確分析了兩軍會師后的形勢，以及川陜甘、川康邊的實際情況，確定了兩軍共同北上、在川陜甘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

然而，對進軍方向的爭論并沒有因兩河口會議而停息，張國燾懼怕同戰斗力較強的國民黨軍胡宗南部作戰，不執行軍委計劃，借口給養困難反對北上，主張南下向四川、西康邊境退卻，并提出“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有待解決，故意延宕。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會先后召開蘆花會議和沙窩會議，批評張國燾的南下主張和分裂主義錯誤，重申在川陜甘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在與張國燾的爭論中，北上建立根據地的目標也越來越明晰。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召開擴大會議，再次論證北上方針的正確。也就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指出，紅軍主力應向東，向陜甘邊界發展，不應向黃河以西。這就將川陜甘根據地進一步調整為陜甘根據地。

但是，張國燾對中央的決定無動于衷，頑固堅持其南下方針。甚而電令右路軍政治委員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擔任右路軍參謀長的葉劍英看到電報，立刻報告毛澤東。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在巴西召開會議緊急磋商，為貫徹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沖突，決定率右路軍中的紅一、紅三軍和軍委縱隊迅速轉移，脫離險境，先行北上。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中央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批評張國燾的錯誤，并在北上兵力大為減少的現實條件下，改變在陜甘建立根據地的戰略方針，決定經甘東北到靠近蘇聯的地方建立根據地。這次會議雖然改變了在川陜甘建立根據地的設想，但仍計劃在靠近蘇聯的地方建立根據地后再向陜甘發展，并決定將北上紅軍改稱陜甘支隊，可見，仍然將陜甘地區視為中國革命的希望所在。

俄界會議后，北上紅軍攻克天險臘子口，越過岷山，于9月18日到達哈達鋪。在這里，毛澤東從當地找到的報紙上獲悉陜甘紅軍和根據地仍然存在。9月20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哈達鋪召開會議，執行俄界會議決定，正式決定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支隊的整編方案。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在甘肅通渭榜羅鎮召開，正式決定前往陜北，保衛和擴大根據地。會后，陜甘支隊越過六盤山，于10月19日抵達陜甘根據地的吳起鎮，勝利結束了紅一方面軍的長征。

紅軍其他的重要會議

長征并不是一支隊伍的長征，而是由四支紅軍部隊共同配合完成的。在中央紅軍之外，還有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紅二十五軍參加了長征。他們也各自召開了對長征產生重要影響的會議。

紅二十五軍在長征中有三次具有戰略決定意義的重要會議。花山寨會議，決定紅二十五軍以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隊的名義，實行戰略轉移。庾家河會議決定在鄂豫陜邊區創建根據地。灃峪口會議則是在與中共中央失去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地作出紅二十五軍西征北上的戰略決策。1935年9月15日，紅二十五軍歷時10個月，轉戰近萬里，到達陜西省延川縣永坪鎮，成為紅軍長征中先期到達陜北的第一支隊伍。

紅四方面軍1935年3月底強渡嘉陵江，實際開始了長征。懋功會師后，紅一、紅四兩個方面軍集結北上。由于張國燾頑固堅持南下方針，迫使紅四方面軍南下，轉戰川康地區。此時期召開的阿壩會議、卓木碉會議，嚴重威脅到黨和紅軍的團結統一。在會上，朱德、劉伯承等領導人對張國燾的分裂行為進行了堅決抵制和斗爭。在他們的影響下，隨著時間的推移，在南下受挫的事實面前，越來越多的人提高了認識，逐漸形成一股反對分裂、主張北上的強大力量。最終張國燾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

紅二、紅六軍團由劉家坪會議制定了出發長征的戰略。隨后，南下湘中，進軍黔西。1936年3月30日，在收到紅軍總司令朱德、總政委張國燾的電報之后，中革軍委湘鄂川黔分會召開盤縣會議決定放棄在滇黔邊創建根據地的方針，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合。這一決定對紅軍三大主力會師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紅二、紅四方面軍甘孜會師后，決定共同北上。但張國燾仍懼怕北上，發生動搖。岷縣三十里鋪會議經過激烈爭論，最終決定擁護中央北上方針。但隨后漳縣鹽井會議又否決了北上意見，決定西進。最終，經過中共中央的耐心說服和命令，以及朱德和紅四方面軍一些領導人的抵制和斗爭，加之在蘭州以西渡河困難，張國燾不得不在洮州會議上放棄西渡計劃。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在會寧、將臺堡會師，完成了紅二、紅四方面軍的長征。

回顧、總結長征中的會議，可以看出，正是一個個會議形成的決策，最終引領長征獲得了勝利；而從本質上說，這些會議之所以能起到作用，依靠的是黨的民主集中制這一根本組織制度。民主集中制是實現黨的集體領導的重要方式，是黨最大的制度優勢。由于貫徹了這樣一個好的制度，長征中，黨內作重大決策時匯聚了集體的智慧，有效保障了決策的正確性；黨內開展了積極的思想斗爭，不斷克服、糾正了黨自身存在的錯誤；黨內有了正常的組織生活，開始逐步形成了黨的穩定的領導核心。

（劉慧娟執筆）文/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