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肅的歷史學家都認為：讀史不能只看文本制度，而要看其制度運行。現實更是如此，制度自信不是比誰的文本更漂亮，而是看誰能真正落實。知行合一，這才是中國共產黨制度自信的哲學起點，是真正的政治優勢。

從黨的十八大到十八屆六中全會，黨內政治生態得到凈化，黨內政治生活展現新氣象，不僅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身體力行、率先垂范的結果，同時也是全社會制度意識大幅提升的過程。正當美國大選、英國脫歐、韓國內政動蕩之際，六中全會釋放出的政治信號，更加凸顯了非凡的制度意義。

首先，體現了“治出于一”的制度源流。孔子孜孜以求的三代之治，本意就是要將“文本制度”與治國理政之制度實踐相統一。但很可惜，并非所有的執政者都能掌握這種政治智慧，以致盛衰相迭、治亂相繼，難以接續。王陽明倡“知行合一”，便是從哲學層面予以反思。中國共產黨是主動踐行這一傳統的接續者。毛澤東將《實踐論》定為“論知和行的關系”，其意一也。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精辟地指出：“現在共產黨說的話，比其他任何政黨說的話，都易于為人民所接受。沒有中國共產黨在過去十五年間的艱苦奮斗，挽救新的亡國危險是不可能的。”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制度自信的邏輯起點——提出目標，持續奮斗，找到達于目標的途徑與方法，并在這個過程中形成制度積累。縱觀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的偉大歷程，雖然曲折，但無不貫穿著這一種制度傳統。而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制度建設，更是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

其次，切中了困擾改革的制度時弊。制度要管用，是習近平同志一再強調的制度邏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切中問題要害，從“黨內政治生活”和“黨內監督”兩個方面的薄弱環節入手，著力圍繞理論、思想、制度構建體系，圍繞權力、責任、擔當設計制度，真正做到責任清晰、主體明確、制度管用、行之有效。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央修訂制定黨內法規55部，占目前黨內法規1/3還多，而且全部落到了實處。這種既總結經驗教訓，又繼承發揚傳統，而且集納理論和實踐創新成果的方式證明，中國共產黨不僅善于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制度變革，還有一整套長期實踐積累總結出來的落實制度的體制機制、組織體系和運行規則，這是世界上很多政黨所不具備的。

最后，解答了人民群眾的制度疑慮。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黨以零容忍態度查貪懲腐，打“虎”拍“蠅”，人數之多，級別之高，密度之大，領域之寬，挖掘之深，前所未有。但彰顯反腐力度的同時，也顯現了權力腐敗的嚴重性。老百姓既拍手稱快，同時難免心存疑問。這已經不是簡單地抓幾個腐敗官員所能解決的。若不能做出一個合理的制度回答，無法打消人們的疑慮。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以較高位階的制度安排出臺《準則》、修訂《條例》，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展示的鮮明政治態度和對廣大群眾的政治回答。1980年制定頒布的《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第一次以黨內法規形式對黨內政治生活做出規范，為修改黨章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的準備。新《準則》和《條例》的出臺，同樣讓大多數人理解了建設良好政治生態的意義和路徑。制度不僅僅是過去理論實踐之積累，亦是未來前進之航標，其根本性、管長遠的意義，皆體現于此。

言出必踐，一諾千金，是為取信于民；自我革新，制度落實，是為自信于世。如果一個執政黨能夠把文本制度都變為現實制度，一定會無往而不勝。

（作者為中國青年出版總社黨委書記、社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