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大喜歡說話，但一開口就聽得出他在思考。在我沉浸于某張有龐大而干枯的大樹的畫面中時，不知道問了什么，張英楠說：“畫都是畫給自己的。”

清楚地記得第一次見到這些畫作時，我想，真孤獨呀，是畫，也是畫家。所以，先看畫：

海岸上的一片羽毛

就是開頭那張咯~

霧氣彌漫的森林中的面具姑娘

房間里的賽馬騎手

空無一人的樓梯上，一雙手套

月光下，河邊，仿佛融入夜色的背影

張英楠畫孤獨，“身邊的每個人，在每個短暫的時間里都孤獨的”，這是他感受到的真實；畫空間，儲存記憶的空間，他說，“我回憶起任何一件發生過的事情，它總是出現在特定的空間里，教室、臥室、客廳……記憶不會單獨出現。”

而這些，某種意義上都源自他的童年。

和現在的城市生活不同，張英楠的童年在一片廣闊的大山里，那是陜西某部隊的營區，在他的描述中，小伙伴們經常出沒于那種長滿不高的灌木和荊棘的山上，“從這個山頭跑到那個山頭；從這邊喊那邊的人，沒有電話，一個事兒要喊好大一會”，漫山遍野地跑，也不知做什么，到現在，就記得頭頂的大太陽和下山后渾身掛滿的血道，但“那挺棒的”。

我聽得出，這個安靜的、不喜言辭的畫家的冷靜表達：在“時間尚未存在的童年歲月”，那可真好！

十幾歲隨父母搬家到寶雞，在西安美術學院讀大學，而后畢業來北京，和小時候的記憶反差越來越大，從電話、BP機到手機、電腦，生活越來越便捷，可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卻更遠了。

童年的記憶像被儲存在特定的匣子里，在某些特定的情景下就會被激發，隨后打開，它們默默地藏在畫面中，他不說，我們不會知道，可張英楠總是不說，在追問了幾次后，只聽到一張畫背后的一個沒有開頭、結尾的故事：

“這棟樓，如果不解釋的話可能就是一個風景，但出發點不是。我說我小的時候在山上，我們部隊的小樓是蘇聯人蓋的，典型的部隊房子，只有三層，周圍都是樹，在山頂看營區，看不到一棟房子，只偶爾零星露出一點點房尖來，都被大樹遮蓋住了。”

“在我小時候的概念里面，樹非常非常大，房子永遠是比樹低的，為了讓樹長得筆直，每年都要修剪，我們這些小孩兒就把那些裁下的樹枝搭成很大的房間，在里面鋪上樹葉子，特別好玩。”

“來北京后，有一天我在三里屯溜達，看到房子都在樹上面，突然想起小時候，記憶好像連接起來了，再看遠處國貿三期的樓，更不用說，太高了，高聳入云，我就忽然強烈的覺得，和小時候的感覺完全不同，那些特別特別高的樓很像像墳墓上的碑。”

于是，張英楠畫了《太陽升起時出發》，藍天下、樹枝上，孤零零的一棟樓。

很小張英楠就喜歡畫畫。在部隊，他跑到警衛的車前面畫，司機看著，不忍心壓壞未完成的畫作，就等畫完再開車。但對考美院，張英楠一直沒有概念，直到高中，有人對他說，“要是真想畫畫，就去考美院，考美院應該去上考前培訓班”。

張英楠就去寶雞的少年宮學畫，什么人都有，老頭、老太太、小孩兒，基本上沒有高考生，老師也不是專門教考前的，“他完全是一個藝術家的狀態，講了很多和畫畫沒有關系的事”。

“影響大的畫家，一開始其實是賈科梅蒂，他讓我理解什么是真正的空間。后來是霍普、瑪格麗特，他們倆不是炫技的畫家，但越看越覺得好，尤其是瑪格麗特，看到原作的時候一下就驚呆了。那種好不是撲面而來的，而是慢慢的滲透到血液里面的好，他們非常自然。”

“霍普畫美國大移民當時人的心理的狀態，我覺得和中國現在的狀態相似，物質上豐富后精神上孤獨，至少我覺得中國人現在是孤獨的。但霍普的畫是溫暖的，那種溫暖的渴望，我的可能更冷靜，我不知道未來和希望在哪里。”

采訪那天，我問：如果不當畫家，你會做什么？

他說，“能做的事情挺多的，訓狗呀，去當賽車手呀，我感興趣的事情特別多，畫畫這事兒不是必然的，不是非要當一個藝術家，事情走到最后，高度是統一的，方式不同，其實結果差不多。它（指藝術）不重要這事。”但必須做自己喜歡的，“不喜歡的不叫工作，那就是差事了”。

“畫都是畫給自己的”，這是張英楠慢慢得出的。他也趕過“時髦”，剛來北京不久，看了呂克·圖伊曼斯的展覽后，張英楠畫了一批影像類的作品，灰色調、快速完成，后來覺得這不是自己內心渴望表達的，好像在說別人的話。

張英楠回想自己一直以來關心的主題，比方說空間，“畫的最多的就是空間”，慢慢地畫了很多畫，他明白了“藝術家的創作，是了解自己的過程，并不是一個結果，只是一個階段性的過程”，最后，他發現，“一開始畫空間，我就是想表達人與人心理上的空間感。”它和童年時一個院子一家人的感覺完全不同，這種小時候的自然，讓張英楠保持著敏感，與現實總有點隔閡。

“比較喜歡的還有馬奈和卡拉瓦喬，傳統中有很多營養，畫畫這事兒不是特別潮流化的東西，它的變化其實不是那么大，很傳統的繪畫拿到今天來做展覽也是很‘當代’的，看切入點和角度，純粹的表現力覺得不應該是繪畫研究的核心的東西。”

畫展上，“有人看了我的畫，擔心畫家會不會自殺”，張英楠覺得這樣的擔心的有點多余，但確實有一些無法接受的現實，“有一次找廁所，一個小區樓地下室，那完全是另一個世界，我明白了，做保潔、清潔工的人住著什么樣的房子。作為人怎么會在那樣的地方生活？但真的有一部分人在地下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生活，社會完全被分隔開了，有的時候我就想畫被遺棄的人，不能說可憐，就是很不舒服，或者說我沒法接受這個事情。”

采訪的時候還是2016年，十年前剛來北京時，張英楠也困難過，“但現在想起來也挺快樂的”。一來北京就到了當時還是農村模樣的宋莊，租的房子特便宜，還有一大院子，養了只狗。

張英楠喜歡北京，小時候來北京就喜歡上了這里，足夠大，足夠多新鮮的、好玩的，再長大一點，喜歡的搖滾樂手也都在這里。但“現在北京是又愛又恨的地方，很多東西，特別粗糙，別特沒有道理，有的時候讓人特別懊惱，但很多東西又透著生命力，這個地兒就這樣。我非常喜歡到處亂轉，北京該去的地方都差不多溜遍了，現在，不知道去哪兒了。”

“我朋友和他兒子，朋友在國外，在網上和我說，準備把孩子送到寄宿學校，我就想到了小時候，我和父親關系特別差，他是一個軍人，不太說話。我到北京了，有一次得病腦出血，差點就過去了，這個事件以后父子關系就發生了變化，突然一個特別僵硬的關系變得特別柔軟。”

“《絕命毒師》劇里面的人物，他們本來沒有父子關系，到最后也沒有挑明他們之間產生了父子情感，就是那種特別微妙的那種關系。這兩張畫里面雖然沒有畫自己，但是我想通過他們的事來表達我對父子關系的情感的記憶。”

張應楠說，“繪畫是有生命力的，我只是一個創造者。當它出現后，一部分承載著我想表達的東西，另一方面其實是它自己展現的獨特的、不一樣的美，這也是我喜歡繪畫的一個原因。很多偶然性使它變得和計劃中的不同。”

結束時，我問，“藝術是什么？”

張英楠說了這樣一個比喻：“我覺得像喝一杯水，藝術家是檸檬，擠上就會有味道，藝術就是這么一個東西，不是必需品，但會對生活增色不少，它也會潛移默化影響美觀、口感和健康，但真的不是必需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