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0日，財政部、人社部和國家衛生計生委聯合發布《關于加強基本醫療保險基金預算管理 發揮醫療保險基金控費作用的意見》，合力推進醫保支付方式改革全面實施。（2月22日《21世紀經濟報道》）

現實中，由于醫療服務自身的專業屬性，公眾無論在專業性還是在買方的議價能力上，其實都不足以構成對等的買方市場，由此而形成的藥價和醫療費，偏高恐怕在所難免。相比行政指令式的各種限價，真正意義上對藥品與醫療服務的合理定價，有賴于買方的議價能力。醫保作為藥品與醫療服務大宗采購與支付方，本該扮演好集合買家的角色，成為制衡與約束醫藥價格的議價者。醫保基金控費機制的出臺，有望促進這一買方角色的歸位。

醫保支付標準的確定，即便代言的是買方利益，也同樣需要考慮賣方的接受程度，這個議價與平衡的過程，并不是簡單拍個板那么輕松。而醫保控費機制的核心，說白了是按疾病診斷分類設定支付標準，通過統一的疾病診斷分類與定額支付標準，來驅動醫療服務的供給方控制并降低成本。這一機制當然有其合理性與議價效果，而無論是固定服務價格，還是同類診療服務取各醫院的平均值，都將意味著那些管理低效、成本控制不能達到平均費率的醫療機構、將陷入虧本。醫保控費機制的確定，的確有助于醫療控費與降成本，以達到適應患者需求與衛生資源消耗雙向平衡的目標。

不過，醫保支付標準同樣也有其局限性。這首先來自醫療服務的復雜性，可能導致醫保支付的不合理。面臨控費壓力，醫療機構不得不壓縮限制成本，極有可能不利于那些需要超額資源投入的重癥患者。醫保控費標準越嚴格的地區，這類現象和問題越明顯和普遍。可見，醫保控費機制的確定，需要添加合理的調整變量，以更多關照讓患者的個體特殊性與醫療資源的靈活對接。醫保控費機制要走得更遠，需有靈活的議價方式，以避免醫保控費過于僵化及負效應，而這也是對醫保控費能力與智慧的考驗。（武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