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來，錢穎一作為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幾乎放棄專業上的研究，而將全部精力投入到教學管理和教育改革中。他是行動派，更是思想派，十年累積下的教育思考已成為《大學的改革》上下兩卷厚厚的著作。面對今天中國教育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這位致力于教育改革的經濟學家對中國教育有著怎樣的體認？在他眼中，中國教育最大的問題是什么？又該如何應對？本期，記者獨家對話錢穎一。

急功近利的大環境下，學生和育人更容易被忽視

記者：在你看來，目前中國教育最大的問題是什么？

錢穎一：我一向主張“大學為學生”，但這樣一個主題并非顯而易見，也遠非共識。事實上，學生、教師、社會、國家都是大學的“利益相關者”；教書育人、研究探索、服務社會、服務國家組成大學的使命。在實際工作中，在兼顧四個方面的同時，在不同時期，總會有不同的優先和側重。當前，中國教育界最大的現實問題是，在急功近利的大環境下，教師和研究、服務國家和社會更容易獲得優先考慮，而學生和育人更容易被忽視。

什么容易被度量，什么就容易被完成。科研、項目容易被度量，育人、教學天然不容易被度量，難度量就難產生激勵，于是也就難完成。回溯根本，大學的使命到底是什么？難道只與研究相關，與教育無關？是否只與在《科學》《自然》雜志上發論文有關，與諾貝爾獎得主有關，就沒有別的了？我聽過清華一位教授的一句話，簡單，卻有道理。他說，大學研究做得不好，肯定不能算一流；但如果教學搞不好，那連大學都不能算了。

經濟學視角對我們思考教育問題很有啟發。在我看來，教育產出有兩個維度——“人”與“才”。關于“才”，談得很多，比如拔尖創新人才、人才引進等，但教育只是為了育“才”嗎？不是。“人”的維度更重要，“人”不僅是經濟發展的投入品，更是經濟發展的目的。中國文化、教育的傳統，從來都是重視“人”的，但在近代為了追趕發達國家，教育轉向了科學、技術和專業知識的傳授，經濟增長似乎成了唯一的價值和目標，相應地產生了當前中國教育的最大問題——“人”的價值就被嚴重忽視了。

記者：具體到辦學過程中，產生教育忽視“人”的原因有哪些？

錢穎一：這既有高等教育的原因，也有高校之外的社會原因，但很重要的一點在于對于本科教育的忽視。就全國來說，本科生遠遠多于研究生。就重點大學來說，本科生的生源質量在整體上高于研究生。但我這些年來發現，在重點研究型大學中，對研究重視，對本科教育不夠重視，表現在對本科生教育投入不夠，學校花的精力不夠，對教師激勵不夠。

第一，是理念上的偏向。現在一提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好像就是指研究成果、發表論文，導致這些指標成為教育領域中的GDP。對研究重視是應該的，但現在的問題是，對這些評價的重視導致了對本科教育的輕視。以廣為流傳的幾大大學排行榜為例，幾乎沒有反映本科教育水平的指標，但卻成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一個風向標，不僅影響中國，而且影響世界。

第二，是時間上的配置。從主觀層面來講，國內大學教師太忙，國外教授也忙，但沒有這么多論壇、會議、兼職。我在斯坦福大學、伯克利加州大學教書時就有很深體會：哪怕你是諾貝爾獎得主，教不好書，就不會被認為是好教師。再大牌的教授，每學期必須上課，每周必須安排office hour（教授與學生面談時間），幫學生解答學業中的問題。但在國內，只要你想，越有名的教授社會事務就越多，在沒有保證給學生時間分配的制度下，學生很難見到教師。從客觀層面來講，國內高校生師比也太高，不少大學的碩導、博導每人要同時帶幾十個學生，平均到每個人身上的時間可想而知。

第三，是激勵上的匱乏。現在國內大學對教師在教學上可以說是沒激勵、甚至反激勵。教師的評價體系是個價格系統，往往是鼓勵論文發表，所以教師就一篇篇地數論文篇數。人做事都是在資源限制的條件下做選擇，當精力、時間有限的情況下，必然會選擇最有激勵性的選項。

我們培養出的學生千篇一律，突出的少

記者：教育忽視“人”，會帶來哪些影響？

錢穎一：大眾對中國教育的意見不少。平心而論，中國教育有其優勢特點，這主要體現在學生的基礎知識比較扎實、學生水平比較整齊，即“均值”較高。這種特點對于到目前為止的中國經濟發展是有貢獻的，因為在這個階段，經濟發展主要靠追趕。扎實的基礎知識加上整齊的水平，有利于“模仿與改進”的發展模式。這對于一個發展中的經濟體來說，并不壞，甚至是必要的。

但中國教育的問題也非常突出：學生以考試為導向，死記硬背，只關心標準答案，追求高分數，對知識沒有好奇心，對真理沒有追求欲望，由此導致創造性、創新性不足，就毫不奇怪了。這種教育方式也使得我們培養出的學生千篇一律，突出的少，有特點的更少。這對于致力于培養創新型人才、建設創新型國家來說，問題可就大了。

記者：你曾長期在美執教。在這點上，美國大學對我們有什么啟發？

錢穎一：我們對美國大學的看法有一個誤區，就是只認可它的研究水平。其實，美國大學的本科教育也很突出。有人說美國大學的本科生培養不行，那是衡量標準不一樣。我們的衡量標準通常是看基礎知識是不是扎實，微積分是不是學得好。這方面我們肯定比他們強。但是，如果看它對一個人的整體培養，包括知識、能力、價值等各個方面，美國的本科教育無疑就有優勢了。

我的博士論文導師、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馬斯金曾同我說過，美國大學本科的通識教育的優勢還沒有被世界其他地方所認識，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經驗。為什么呢？通識教育不同于專業教育，它不是向學生傳授專業知識，而是培養學生的眼界和視野、學習能力、批判性思維能力和創造能力，同時，也塑造學生的價值觀。

我們過去總認為大學就是知識傳授、知識獲取的地方，在這種理念下，基礎課、專業基礎課、專業課是符合邏輯的學習方式。但我覺得這是有問題的。愛因斯坦在獲得諾貝爾獎不久后曾到美國訪問，有記者問他：“聲速是多少？”愛因斯坦是最有資格回答這個問題的人，但他拒絕了。他說：“我不需要記住它，因為書里都有答案。”然后他說：“大學本科教育的價值，不在于記住許多事實，而是訓練大腦會思考。”從這點說，通識教育就是訓練大腦如何思考，而思考是創新的起點。

通識教育與個性發展相結合

記者：大學怎么做，才能真正做到從“人”的維度出發，做到“為學生”？

錢穎一：教育如何體現“育人”？這其中固然涉及評價導向、教師激勵等問題，我僅從教育路徑的角度來談，那就是“通識教育與個性發展相結合”。

我在美國的大學待了二十多年。我知道，在本科階段的專業知識上，我們很容易就可以趕上。比如美國的經濟學本科專業課程，基本上就七八門課，最多不超過十門課，全部學來一點問題都沒有。但難就難在通識教育，這在全世界都是一個難題，在目前的中國尤其如此。

第一，我們的中小學教育在高考選拔制度下，應試教育發展到了嚴重的程度，形成了文科靠死記硬背、理科靠大量做題的學習方式，導致學生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想象力和好奇心不足，進入大學的多是這樣的學生。

第二，目前中國大學教育中的專業教育不僅強勢，而且專業設置過專過窄，這會使人的思維方式變得更加狹隘。

過去幾年，清華經管學院的本科培養方案發生了重大變化。不管是什么專業，本科一二年級學生都要學習通識教育課程，學分占到總學分近一半。但僅有通識教育是不夠的，還要有“個性發展”。我們的做法之一是把必修學分減下來，給學生更大的自由度。

記者：這樣設計，學生會不會上許多的課，反而沒有思考的時間？

錢穎一：的確，國內大學里要上的課實在太多了，學生的課程表安排得滿滿登登，以致每天都在趕課、做作業。其實，這是一個供給側的問題，因為縮減課程的數量，就必須提高課程的質量，那對教師的要求就會很高，而目前國內大學的整體教師水平還達不到。從某種意義上講，量可以做質的替代品。這種情形要改變，教師的水平就必須提高。

記者：當了十年院長，你有哪些通識教育與個性發展相結合上的經驗可以跟我們分享？

錢穎一：把通識教育和個性發展的課開好，上好，這一點很不容易，在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都很艱難。在供給方面，好老師不容易請到。比如《中文寫作》課，很難找到老師教，因為中文系老師要做研究，沒興趣。再比如，《批判性思維與道德推理》，很難教，因為我們的知識結構和傳統的教學方法，都不適合這類以討論和爭辯為主的教學。在需求方面，如何激發學生對通識課程的興趣和動力，也是問題。在一個浮躁的大環境中，學生更希望學那些對找工作有直接幫助的課程，所以某些專業課程更有吸引力。但是這些年來我們還是堅持下來了，目前從畢業生那里得來的反饋還很不錯。我相信我們的道路會越走越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