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網評論員：山東于歡案二審今日（5月27日）開庭審理。

于歡案在輿論傳播有一個更為大眾熟知的名字——山東“辱母案”。2016年4月14日，山東源大工貿負責人蘇銀霞及其子于歡，被11名催債人限制，并受到侮辱，于歡刺死1人，一審被判無期。今年3月末，這個本來歸于沉寂的案子被南周報道《刺死辱母者》重新剝繭抽絲：“母親”蘇銀霞被催債人侮辱的細節曝光、兒子于歡激憤護母的隱藏性情節呈現、報警這一正常救濟手段失效的事實浮出水面，“刺死辱母者”的悲情瞬間引發了千萬網民的共情。

和之前備受矚目的呼格案與聶樹斌案相比，山東于歡案性質不同，且屬于正在正常走司法程序的案件，但其在社會功能上卻有諸多相似。此次二審之前，此案已經引發了包括法學學者、律師、媒體人在內的多個層級的社會討論，延伸出包括正當防衛認定、法律與倫理關系、民營企業生存等多個子命題，并形成了一個巨大的、社會公眾自發形成的“陪審團”。某種意義上講，對于此案該如何判決的部分共識已經在法庭之外形成，而此次二審亦是在司法層面完成對輿論議題的討論。

在面向歷史的向度上，于歡案二審要回答的重要問題是，如何解決自然正義與法律正義的落差。于歡一審被判無期而引起滔滔民意，源于刺死辱母者在倫理情境中的合理性與所謂法律專業主義的思路的沖突，源于樸素倫理與判決對“何為正義的”產生了不同敘述。這樣大規模的輿論反彈是一種提醒：法律的誕生，就是對自然正義和人類價值的系統化和制度化；法治的推進，不是紙上規則的落地，而是自然正義和價值訴求落地。不斷進行自我調適和矯正，使司法正義符合人類自然法的初衷，這種法治動態應由于歡案這類案例呈現。

于歡案二審另一個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合理吸納民意以保持司法的公正向度。如前所述，在由微博、微信、公眾號、論壇等組成的網絡輿論空間里，公眾正在不自覺中形成了一個規模巨大的陪審團。在現實司法不提供此類渠道的情況下，幾乎每一個帶有深刻社會意義的案件，都要在這個虛擬的輿論場里進行討論、研判甚至復議。除于歡案之外，唐慧勞教案、呼格吉勒圖案、聶樹斌案，都曾經過了漫長的、持續的輿論陪審，并事實上提供了一個司法系統自我糾錯所需要的外力支撐。這個力量，不能被諸如“輿論不能干預司法”等抽象的說辭否定和遮蔽，而應被納入中國司法實踐的獨特背景下充分考量。

法律內含著對人類文明的宏大設計，但其社會功用及效應最終因個案而形成，因對個體人尊嚴、權利、情感的確認而呈現。也可以說，每一個個案的公正就是法律的權威本身，而于歡案二審的結果、刺死辱母者的人的最終命運，將在時間帶走絕大部分宣傳性文字之后，成為觀察我們這個年代法治歷史的入口。法治史由案例寫成，試看于歡案以何種方式被寫入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