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政治學系副教授 歐樹軍

【摘要】無論是福山還是亨廷頓,都無法為人類文明的交流互鑒提供可靠的政治秩序。一個國家究竟是走向政治秩序還是政治衰敗,重要的不是民主的形式,而是民主的質量。

在民主理論中,統治的問題至關重要,可以從誰統治及其如何統治、統治的水平這兩個維度來討論民主理論的演變。無論在柏拉圖還是亞里士多德那里,民主都不是一種可取的好政體。

柏拉圖的政體理論制造了一個“高貴的謊言”,把政體與人的品質對應起來,其中民主制是寡頭制衰變的產物。多數人的統治意味著無產平民的統治,他們在追求財富、權力和智慧的道路上,會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從“極端的平等”走向“極端的奴役”,所以民主制是不好的政體或者最不正當的政體。

在亞里士多德的六分法政體理論中,民主制仍然是劣等政體。波利比烏斯在觀察羅馬帝國的政體時,把民主制從一個壞政體變成了一個好政體,并把它作為混合政制的一部分。

由于民主史上的斷裂,這個轉化仍然只是理論上的,實踐上的轉化是非常晚近的18世紀末19世紀初才發生的。無論是現代民主還是古代雅典民主都可以說是革命的產物,只有革命才有可能迅速向過去被排斥、被邊緣化的社會階層開放政治體系。如果沒有徹底的社會革命,僅有更迭上層統治者的政治革命,一個國家更可能走向政治衰敗而不是獲得政治秩序。

現代民主理論家與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一樣,都認為民主必然走向“多數的暴政”。為了防止出現這種后果,人民被設定為不能在政治過程中出場的“集體人格”。在“憲政民主”理論中,憲法恰恰就是統治集團鞏固自身利益確保人民無法出場的工具,憲法成了民主的邊界,共和成為民主的約束,人民的統治必須轉化為代表的統治,通過選舉競爭、政黨競爭產生代表,并由其代行統治。但是,這個邏輯鏈條一旦斷裂,如果代表性遭遇危機,如果官職與議席變成了“代表的財產”,代表的統治就很容易變成權貴的統治,政治衰敗也就難以避免。

那么,如何避免代議制民主走向政治衰敗?當代政治理論家們主要有兩種思路,第一種思路圍繞誰統治及其如何統治形成,這個思路關心的是民主作為一種政府形式的優劣好壞。然而,如果政治衰敗很難避免,民主制就不再具有無可置疑的自然正當性。如果民主制無法維持,那么僅僅討論誰統治及其如何統治就無法解釋不同國家之間的差異。

美國學者亨廷頓把統治水平與民主質量關聯起來,提示了另外一種思考線索。他把政治變化作為自變量,把政治發展與經濟發展、社會發展分離開來,指出二戰后直至20世紀70年代發展經濟學與發展政治學呈現出相反的發展方向,前者是從財富的積聚轉向分配,后者是從分配權力以實現民主轉向為了實現政治秩序而集中權力,無論這個秩序是不是民主的。民主的實現程度不僅受各種結構、文化、能動者以及國際因素的影響,而且較大地受制于其他目標的實現程度。對于發達國家而言,民主的危機恰恰在于統治能力的下降,而統治能力正是統治水平的決定因素。

美國學者福山把政治秩序的重心放在國家、法治、責任制政府這三項政治制度上。在亨廷頓那里,決定統治水平的政治制度更加豐富,包括高效的官僚機構、組織完善的政黨、民眾普遍參與公共事務、文官有效控制軍人、政府廣泛干預經濟、有效的政治繼承更迭與控制政治沖突的程序規則、便于征稅征兵的公民服從等。

福山討論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并不是為了拋棄其“歷史終結論”,而是仍然堅持對于非西方國家而言,走向西方式的現代化是唯一的選擇。然而,現代化并不等于西方化,因為英國、西歐、北歐尤其是美國的現代化是獨特的而非普遍的。換言之,不同的文化族群應該探尋自身的美好社會,西方發達社會的理想形態并不適用于現代伊斯蘭社會、非洲社會、儒家社會或者印度教社會,它們需要探尋屬于自己的美好社會。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把不同文明之間的差異夸大為根本對立,否定了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可能性。無論是福山還是亨廷頓,都無法為人類文明的交流互鑒提供可靠的政治秩序。

民主理論的第一條主線從民主統治的形式出發,結果發現僅有民主無法走向政治秩序。因此,民主理論的第二條主線從民主統治的水平出發,充分重視混合政制所混合的社會階級和政治制度各自的復雜性,進而強調不同的文明族群有必要找到一種適合自己的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因素的發展模式。因此,一個國家究竟是走向政治秩序還是政治衰敗,重要的不是民主的形式,而是民主的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