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后，為解決教牧和神學人才嚴重不足的問題，我國陸續建立了22所神學院校，并且構建了與時代相適應的“新三級神學教育體制”，即全國性的金陵，大區性的華東、燕京、東北、中南、四川，以及省級的浙江、福建、廣東、安徽、山東、陜西、云南等三級神學院校。各地基督教會還設立了獨立的圣經學校和教牧/義工培訓班等。

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基督教神學教育更是進入了快速增長期，主要體現在：

第一，開始于上世紀末的基督教神學思想建設推動了神學院校的建設，現有22所神學院校均得到不同程度的擴建，不少神學院尤其是省級神學院升格為本科神學院，與大區神學院形成競爭態勢。一些本世紀以來由圣經?？茖W校發展而來的神學院如黑龍江神學院和江蘇神學院異軍突起，成為中國基督教神學教育的新生力量。金陵協和神學院在原有的本科和碩士課程的基礎上，正在籌設最高級別的高級神學和教牧學課程并獲準招收和培養神學博士和教牧學博士，繼續引領中國基督教神學教育的潮流。

第二，神學教育專業化和制度化進一步加強。根據國家宗教局《宗教院校教師資格認定和職稱評審聘任辦法(試用)》和《宗教院校學位授予辦法(試行)》(簡稱兩個《辦法》)和中國基督教“兩會”制定的兩個辦法實施細則相關規定和要求，中國基督教“兩會”成立了神學院校教師職稱評審工作小組，并開始了在金陵神學院頒發教師資格證書及學位授予資格證書的試點工作。目前此項基督教神學院校教師職稱評審工作已在更多的神學院校鋪開。

第三，選派教會骨干和神學院青年教師到國內高校如人民大學、復旦大學、華東師范大學以及到香港地區、東南亞地區和歐美神學院校進修神學和攻讀學位，已成為教會推動且獲得政府批準的制度性安排。近年來由基督教會派出或自赴海外攻讀神學高等學位的青年教牧陸續回國服務，一些國內高校畢業的博士也相繼加盟各神學院校，這都在很大程度上充實了各級神學院校的師資隊伍。

從“金陵時代”始，盡管中國基督教神學飽經磨難，但仍取得不俗的成績,特別是新世紀以來，更是走出快速上揚的曲線。不過，從目前來看，各地神學院在生源質量、師資隊伍、神學建設、學術研究、社會地位、國際聲譽等方面仍需進一步提升。盡管神學院校在硬件建設上有較大提高，但在神學教育模式的中國化探索上仍缺乏創新性的成果。盡管有丁光訓主教等前輩神學家的引領,但目前仍未形成中生代和新生代神學家群體。

筆者認為，中國基督教神學教育要突破現有瓶頸，可有以下比較切實可行的路徑：一是繼續借助國內學界的學術、人才和教育資源，與學界開展合作研究和聯合培養計劃。二是積極創造條件引進高端神學人才，并建立相應的人才引進機制，實現跳躍式發展。三是加大神學以及神學教育研究的經費投入，設置具有競爭性的研究課題，引進研究項目管理和獎懲制度。四是在各神學院之間形成統籌規劃，分工合作，各取其長，分享資源的良性互動和競爭格局，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神學教育模式。鑒于目前三級神學教育體制中大區級和省級神學院之間的區別日益模糊，建議逐步以招生和教育水準而非地域來劃分高等神學院、中等神學院以及普通神學院。根據歷史經驗，中國基督教神學教育應盡量避免無序競爭、分散資源、低水平重復的弊病。

如果說“神學是教會在思考”(丁光訓主教語)，那么社會服務是教會在行動，而神學教育則是為教會思考育英才。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解決了教會主權或領導權的中國化問題，即“第一個中國化”問題，但這并非意味著自動解決了基督教神學思想的中國化問題，也就是“第二個中國化”問題。這“兩個中國化”是基督教中國化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前者為后者創造了更有利的條件，而后者為前者提供了更堅實的保障。可以說，基督教神學思想的獨立自主是更深層次的“中國化”。

具體就神學教育而言，基督教神學教育的中國化探索主要應該指神學教育模式上的探索，即逐步建立適合中國基督教會發展且具有中國基督教特點的神學教育模式。在此前的燕京大學宗教學院的“神學教育改造方案”、金陵神學院創建鄉村教會科以及推動“神學組合計劃”、中國基督教會對義工訓練的重視并賦予其神學教育的內涵，以及在“新金陵時代”中國基督教神學教育的三級體制，都是具有中國元素和創意的，為建立基督教神學教育中國模式積累了寶貴經驗。相信在中華民族崛起的當下，中國基督教能夠繼往開來，堅持不斷探索的精神和自主創新的方向，在神學教育、神學思想建設及基督教中國化方面取得更多成果，擔當時代重任。

（作者系上海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主任，金陵協和神學院董事。本文節選自作者在金陵協和神學院65周年院慶暨教堂落成感恩慶典期間舉辦的“神學教育與基督教中國化”研討會上的主旨發言，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