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劇的社會變遷，讓一些傳統的規則、倫理逐漸失去了對人們的號召力與約束力，而新的社會規范尚未實現重塑與更新。讓座困境說到底，是社會轉型的一個縮影。

近日，有網友發帖稱，上海地鐵上有一年輕男子以做了一天志愿者太累為由，拒絕給抱小孩的婦女讓座，還搶奪乘客拍攝的手機。該男子回應稱，原本是想讓座的，但乘客再三指責讓他很氣憤，因此賭氣不讓。一場“年輕人該不該讓座”的爭論在網上展開。

抱小孩的婦女需要座位，身體疲倦的年輕男子同樣需要座位，當雙方都不能做到“有話好好說”，引發糾紛和沖突在所難免。原本想讓座的年輕男子，不堪忍受“道德綁架”，放棄了“成人之美”，而是采取針尖對麥芒的不合作方式——在利益主體多元化、價值觀念多樣化的今天，圍繞著讓座問題，全社會尚未形成一種被普遍接受的價值認同，不可避免會導致“自說自話”。

近年來，由讓座問題引發的爭議層出不窮。當可以不讓座的“權利自由說”遭遇道德泛化的“年輕人必須讓座”，自然會“一摩擦就起火”。急劇的社會變遷，讓一些傳統的規則、倫理逐漸失去了對人們的號召力與約束力，而新的社會規范尚未實現重塑與更新。讓座困境說到底，是社會轉型的一個縮影。

我最近在臺灣旅行，發現臺灣公交車上的“博愛座”或是一個可以解決類似爭端的方式。“博愛座”顏色醒目，但并不是某一特定人群的專屬座位，而向所有有特殊需要的人開放。如果年輕人有不易被他人察覺的隱疾或者身體不舒服需要座位的，老年人也沒有資格要求年輕人讓座。

隨著熟人社會向陌生人社會的變遷，保障社會良性運行的基礎逐漸從人情、道德、倫理轉向了規則、契約。讓座并非強制性的法律義務，而是一種柔性的社會規范。在供不應求的格局下，座位要讓給那些更有需要的人，前提是年輕人愿意“成人之美”。如果年輕人患有隱疾或者身體不舒服，可以拒絕讓座。畢竟，公共交通工具上的座位并不理所當然地屬于哪一類群體，而是面向所有有需要的乘客。明白道德與法律的界限，不強人所難又懂得互相體諒，讓座不能依靠“道德綁架”，而是要給予讓座行為更多的激勵與認同。（楊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