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來看幾個聞所未聞的審判：一個法官面對一起復雜的信用卡金融糾紛，要做的就是把案件的起訴要素輸入電腦，然后系統就會自動生成所有案件信息以及訴訟材料，法官開庭的“審理”就是對照要素來“打鉤”；另一個法官碰上了盜搶案件，也只需按要求輸入要素，大數據立即就根據海量歷史案例來比對運算，自動給出量刑幅度的圖形分析和數據參照。

這些不是未來某一天的科幻，它們分別出現在今天的深圳與廣州，并在近日召開的全國司法體制改革推進會上被介紹給了全國。這是一個明確并且重大的司改信號：司法體制改革的未來將與現代科技應用不可避免地發生深度融合。這種司改與科技的“化學反應”，完全有可能對現行司法運行模式有一個顛覆性的改變。比方說，以前提起解決“案多人少”的矛盾，各地的對策無非就是“增編增人”“加班加點”——司法“生產規模”不過是人類的體力與智慧的疊加。可在有了大數據、人工智能的未來，“手工作坊式”的傳統司法技藝，會不會讓位給“大機器生產式”的司法運作，而需要的人力將不增反減呢？

司法并非第一個可能被科技改寫面貌的領域，此前即使在醫療、教育這些同樣高度依賴于“人”的行當，變革的趨勢已經發生。尤其當人工智能多次擊敗棋類世界冠軍時，人工智能的潛力已然不再被人所懷疑。但此刻人們真正要問的是：我離被機器取代還有多遠，又或者司法人員會從此淪為“司法民工”嗎？

在18世紀的法國，法學家孟德斯鳩就提出，法官“只不過是宣布法律字詞的喉舌”，他認為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設計和建造的機器的操作者，法官本身的作用與機器無異。現代人工智能帶來的變革，似乎已經無限接近孟德斯鳩的構想。

然而這是真的嗎？“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顯然這句格言言下之意，司法最為核心的領域仍絕不是機械所能夠代勞的。機器所擅長的領域集中于能夠標準化、規范化的工作，固然現在的人工智能已經具備學習能力，但其前提依然還需要背后站著一個人類“導師”。更何況，機器的“智能”只停留在那些規則清晰、界線分明的地方，而現實世界中的“模糊”卻反而是常事，無法裝進非黑即白的簡單判斷。

科技的“能”與“不能”，實際上向司法的未來提示了兩個關鍵趨勢：人力將獲得解放，司法核心內容將得到聚焦。毫無疑問，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科技將淘汰一批過去司法中的低水平、重復性勞動的職業分工。但科技之于司法，只能輔助而無法替代，只能加速而不能跨越。更可能的趨勢是，大量被解放出來的辦案力量有余力不斷自我提升職業化與專業化水平，進而更專注于司法核心領域的工作，而最終受益的將是整個社會的公平正義。

事實上，科技革命的方興未艾還給了中國司法一個“彎道超車”的機會。西方近現代法治經過數百年的疊累層積，其日益臃腫、繁瑣帶來的效率低下、成本高昂等問題，并非無人詬病。而我們站在時代浪潮的潮頭，借助科技革命所探索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之路，或許就是中國將帶給全世界的又一份禮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