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中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礎上,黨和國家事業發生歷史性變革,我國發展站到了新的歷史起點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論斷啟示我們,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近代以來久經磨難的中華民族,在新的發展階段實現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歷史性飛躍。伴隨這一人類歷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探索,致力于中國強起來的政治經濟學,是蘊含其中不可或缺的重大思想理論創新成果。

致力于中國強起來的政治經濟學,緊扣改革開放以來黨的全部理論實踐主題,為新的發展階段提供了重要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回顧改革開放波瀾壯闊的歷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始終是我們黨全部的理論和實踐主題。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緊扣主題,堅持把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的實踐緊密結合起來,進一步提出關于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正確處理市場與政府關系的重要理論,做出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重大判斷,強調牢固樹立和落實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等,創造性地拓展了當代馬克思主義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新視野,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新內涵,打下了新發展階段政治經濟學的重要理論基礎。

致力于中國強起來的政治經濟學,是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創新成果,為新發展階段的偉大實踐提供了重要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在指導思想上,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根本立場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致力于以人民為主體的創新驅動發展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永續發展。在制度建設上,牢牢把握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斷變化的新特征,堅持“兩個毫不動搖”,不斷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在改革方向上,堅持辯證法和兩點論,聚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重點在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與市場經濟的結合上下功夫。在對外開放上,積極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破解世界發展的難題與挑戰。這些重要理論創新成果,不斷激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日益強大的生機與活力,引領中華民族在由富變強的征程中砥礪前行。

致力于中國強起來的政治經濟學,深入剖析中外經濟發展歷史經驗,為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實現永續發展指明了方向

上世紀60年代至70年代,發展經濟學先驅羅斯托在考察世界經濟發展史的基礎上,提出《經濟成長階段》《政治和成長階段》等重要著述,曾被認為是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邁向現代化的重要理論之一。進入本世紀,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現象后,這種理論已無法解釋經濟成長中新的困擾。

“明者因時而變,知者隨世而制。”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深入剖析我國發展長過程中新狀態、新格局、新階段不斷形成的客觀規律,明確提出經濟發展新常態是這個長過程的一個階段。他說,新常態下,我國經濟發展的主要特點是:增長速度要從高速轉向中高速,發展方式要從規模速度型轉向質量效率型,經濟結構調整要從增量擴能為主轉向調整存量、做優增量并舉,發展動力要從主要依靠資源和低成本勞動力等要素投入轉向創新驅動。這些變化,是我國經濟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優化、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進的必經過程。關于新常態的重大判斷,準確概括了中外經濟發展進程的階段性特征,揭示了我國從中等收入向高收入階段邁進必須遵循的客觀規律,為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成功邁向現代化,給出了有針對性的解決方案。

不僅如此,致力于中國強起來的政治經濟學,還把如何解決好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發展的重要理念和長遠目標。習近平總書記立足馬克思主義經典學說,深入剖析世界經濟發展進程中人與自然的共生關系,反復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決不能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換取一時一地的經濟增長。面向國際社會,他更加明確地提出:“我們要解決好工業文明帶來的矛盾,以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為目標,實現世界的可持續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致力于推動自然資本保值增值的綠色理念,指明了人類永續發展的方向與未來。

致力于中國強起來的政治經濟學,聚焦決定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創新能力,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不竭的動力之源

當今世界,各主要國家加大戰略性創新資源的爭奪,創新驅動成為新一輪引領發展的大勢和主流。從歷史上看,把創新作為一種理論加以研究,可追溯到熊彼特1912年提出的經濟發展理論。他認為,發展不同于增長,它是內部自行發生變化的結果。這種內部自生變化,源于包括技術應用在內的生產要素特定組合產生的新生產方式,即創新。實現這種“創新組合”的主體是企業家。不過,熊彼特所說的“企業家”并非泛指所有企業老板和職業經理人,而是有意愿有能力推動“創新組合”的特殊群體。然而,經過百年歷史演進,創新已成為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涉及經濟社會各個領域,既有熊彼特理論的影子,又大大超出他的范疇。

習近平總書記敏銳地察覺到,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創新能力,從根本上影響甚至決定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基于對近代以來世界經濟發展歷程的深入分析與改革開放實踐的深刻總結,他做出“創新是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的重要論斷,提出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從而為我們有效應對發展環境變化、增強發展內生動力、牢牢把握發展主動權,找到了治本之策。

把創新作為推動發展的第一動力,對于我們這個大國來說,絕非照搬原有理論和國外模式那么簡單,創新主體更不能只局限于推動“創新組合”的企業家群體的狹義范圍,而要在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制度優勢上下功夫。只有不斷解放人的思想,把創新作為全體人民共同參與的偉大事業,才能使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只有堅持以實踐基礎上的理論創新推動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才能持續培育發展新動力、塑造更多發揮先發優勢的引領型發展。習近平總書記從關乎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高度,賦予創新理論新的內涵,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不竭的動力之源。

致力于中國強起來的政治經濟學,謀求人類共同發展的“最大公約數”,積極引領經濟全球化時代新潮流

面對經濟全球化時代潮流謀劃未來發展,是一個必須直面的重大理論課題,也是一道充滿矛盾、風險和博弈的世紀難題。如何在理論和實踐中回答好這一命題,考驗著我們應對挑戰的智慧與能力。

回望歷史,經濟全球化概念的提出,雖始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但起源卻可追溯到資本主義早期殖民擴張時期。19世紀中葉,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世界市場即可被看作經濟全球化的雛形。他還提到,“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擴展”。由此可見,隨著市場空間的擴大,相關產業發展隨之呈現倍增效應。這就是從世界市場向經濟全球化演進的初始動力。然而,從世界市場到經濟全球化卻經歷了曲折漫長的歷史過程。直到“冷戰”結束,東西方兩大陣營對立格局瓦解,經濟全球化進程才迅速加快。

面對占據優勢地位的西方國家,我們大膽開放、走向世界,與資本主義既競爭又合作,充分利用人類社會創造的先進科學技術成果和有益管理經驗,壯大自身實力。時至今日,我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平均貢獻率已達30%以上,超過美國、歐元區和日本貢獻率的總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動力之源和穩定之錨。實踐表明,開放如同破繭成蝶,雖會經歷一時陣痛,但必將換來新生。

聚焦現實,伴隨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產業分工格局一直處于變化之中。經濟全球化初期,產業分工呈現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進行產業梯次轉移的“雁陣式”特征。改革開放之初,我國沿海地區快速發展,主要得益于這種機遇。上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全球推進新產業分工格局,基于資源稟賦特點和比較優勢的價值鏈分工模式大行其道。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發達國家反思價值鏈分工導致本土經濟結構“空心化”的缺陷,紛紛進行“再工業化”,刺激本國制造業回流,吸引外國制造業進入,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隨之抬頭,經濟全球化進程被迫放緩。

從經濟全球化的主要推手蛻變為設置市場門檻的“守門員”,發達國家的角色逆轉,是資本主義固有矛盾所決定的。馬克思曾經指出,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是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同樣原理,經濟全球化孕育著人類普惠發展的共同追求,與任何民粹思維和貿易保護行為都是相互悖逆的。面對復雜的國際形勢,習近平總書記引領時代潮流之先,謀求人類發展“最大公約數”,前瞻性地提出“一帶一路”重大倡議。這一源自中國、屬于世界的創舉,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理想,以平等、開放、包容、合作、共享為理念,超越以往國際貿易學說偏狹的思維,為破解世界經濟矛盾與難題,提供了充滿“中國智慧”的“中國方案”。實踐中,中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力促各國政策溝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成為推動全球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的最大旗手。在共商、共建、共享原則推動下,不斷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注入新的動力。

理論思維的起點,決定著理論創新的結果。致力于中國強起來的政治經濟學立足中國、面向世界,為中華民族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提供了強大理論支撐。展望未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偉大中國必將會以更加輝煌的成就,續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新的光輝篇章。(金里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