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市法治政府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與上海市高院、市檢察院簽署《行政規范性文件審查銜接工作機制的意見》。這意味著，上海率先在全國建立起行政機關與法院、檢察院規范性文件審查工作銜接機制。

這個機制包括“意見征詢”“會商通報”“涉訴材料共享”“協同配合”“數據平臺對接”“業務培訓交流”共6項內容。看起來不復雜，但對政府約束卻不少。比如，意見征詢機制，行政機關在文件制定或文件備案審查過程中，需要就特定規范性文件聽取法院、檢察院意見；再比如，協同配合機制，對發現問題的規范性文件，政府法制機構要督促文件制定機關啟動文件的立改廢程序。可見，上海對“一紙政令”的起草、審議、審查，更慎重、嚴格、規范。

這一機制的建立是對上海“突出制度供給”發展要求的呼應。去年底，上海十一屆市委三次全會提出，要突出四個方面的工作著力點，“強化創新驅動”列第一，第二就是“突出制度供給”。

多年來，上海都得益于“制度供給”的紅利。上海自貿區就是通過制度創新創造營商環境，促進投資貿易的便利化。像“負面清單”制度就大大提高了市場主體在投資、貿易方面的效率，節省了企業的時間成本，催生了經濟效益。但在上海看來，要對標國際最高標準、最好水平，還要繼續優化制度供給，因為“制度供給”就是區域核心競爭力。

一如上海主要領導所言，“從一定意義上說，現在經濟社會發展最缺的不是資本、人才，而是制度供給。”經濟社會中的新情況新需求新問題層出不窮，產業跨界融合發展趨勢越來越明顯、邊界越來越模糊，新模式、新業態、新產業不斷涌現。面對瞬息萬變的市場，“只有通過有效的制度供給，把新的要素引入原有的制度體系、政策體系、工作體系，實現新的組合，提供一整套更加完善、更加優質的制度保障，才能充分激發市場活力和社會創造力”。

上海對“優化制度供給”的再強調，還有另外一層深意，那就是“要以更大的決心和力度推進改革”，尤其是推進政府自身改革。

“優化制度供給”并非新詞。有不少專家在不同場合發聲，指出供給側改革的核心內容就是制度創新、制度供給。但實際操作中，“優化制度供給”始終很難有效落實。最近，媒體就曝光了多起地方機構帶頭破壞規則，長期政企不分，裁判與運動員角色一肩擔的新聞。

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有的是對社會經濟發展新形勢、新趨勢缺少了解，抱殘守缺，將“制度供給”理解為“優惠政策供給”；有的是因為制度創新涉及方方面面太多，不愿意打破舊有的利益格局，懶于優化制度供給；有的則是居高臨下，將“制度供給”片面理解為管理而非服務，強勢干預市場，與企業爭利。這些現象背后，都是政府自身改革的不到位、不徹底。

作為制度供給的主體，政府不加強自身改革，“優化制度供給”就淪為一句空話。“制度供給”是否精準、有效，一個地區能否從“制度供給”中獲得紅利，關鍵看政府是否能理順政府、市場與社會三者關系，是否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推動工作、解決問題，是否做得“更好”而不是“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