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的時候，浙江大學有個叫王毅的講師，給學生開了一門《從神農本草到現代中藥》的通識教育課。這門課一開八年，王毅從講師成了教授，最近卻突然在網上火了。原因和一條報道有關：浙大教授開課教學生煉丹，學生上課泡腳、熬蜂蜜。

你不得不感嘆標題黨威力之大。事實上，浙大這門課是一門為大學生講授中醫藥知識的課程。對藥學專業的學生來說，其性質大概和“藥理學概論”之類課程并無不同；而對于非醫藥專業的學生而言，也類似“四大名著導讀”之屬。所謂“煉丹”“熬蜂蜜”其實是學生在課堂上親手制作中藥丸劑，而“泡腳”不過是驗證古方的試驗。應該說，這都屬于嚴肅的教學活動。但是，“煉丹”“熬蜂蜜”“泡腳”這些對中醫臉譜化的描述，卻極大地勾起了人們的好奇心和娛樂欲，從中也可以看到人們關于中醫的想象、調侃或誤讀，更深層次的則是百余年來中醫藥存廢論爭造成的社會心理和文化定式。

晚清以來，中醫多次遭到批評。尤其是進入20世紀以后，中醫于1913年被逐出北洋政府教育部的大學醫科課程體系，在新文化運動中更作為“舊文化”的一部分而受到猛烈抨擊，從此被一些人稱為“舊醫”，日益喪失了話語權。期間，中醫界也曾舉起民族主義大旗，試圖以“國醫”的名號為自己加冕，但直到新中國成立，都未能從根本上改變“邊緣化”的命運。1949年以后，中醫的地位得到根本改善，但在大眾文化中依然難逃被“神秘化”的困境。這幾年來，雖有屠呦呦“青蒿素是中醫藥給世界的一份禮物”的宏論鼓舞人心，也有奧運會傳奇巨星菲爾普斯身上“廣告植入”式的拔罐印促使人們思考，但不得不說，中醫究竟應如何發展，依然是一個需要心平氣和地認真討論的問題。

浙大所謂“煉丹課”再一次撕開了這個話題的一角。實際上，縱觀多年紛爭諸家觀點，真正劃出了重點的人或許是章太炎。他在1920年代就直截了當地提出，“謂中醫為哲學醫，又以五行為可行，前者近于辭遁，后者直令人笑耳也”，中醫要證明自己，最好的辦法是在現實的醫療實踐中對古代醫方、醫案和醫理進行驗證。一句話，不看廣告看療效。毫無疑問，這是一種現實而理性的態度。按照這個態度，就會發現網絡上中醫“黑”和中醫“粉”的爭論沒什么實際意義。而且，恰是這種“站隊表態式”的思想方法，把學術問題情緒化、科學問題立場化，只會把中醫推向無法說明自我的文化虛無泥沼，后果是十分可怕的。據說，有的中醫藥大學的博士不讀中醫典籍，還有人甚至認為漢代的張仲景與明朝的張景岳是兄弟。這多么令人悲哀！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該為浙江大學王毅教授的“煉丹課”點贊。這門課很受學生歡迎。據報道，每年浙大本科生中選這門課的人，接近400人，但由于課程容量限制，真正能選上的不足百人，而且都來自不同的專業。課程從“什么是中藥”開始為學生科普中藥知識，既講中藥知識，也講傳統文化，實際上至少部分承繼了章太炎的理路，努力撥開蒙在中醫中藥上的迷霧，既增進了作為未來社會中堅的青年學生對中醫中藥的真切了解，又有助于把人們帶回科學估定中醫價值的正路上來。

寬泛地講，中醫藥是中國傳統文化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因此，浙大此舉也為正確對待中國傳統文化的創新發展提供了方法借鑒。記得上世紀初年，中國新文化的代表人物胡適就說過，“吾國居今日而欲與歐美各國爭存于世界也，非造一新文明不可”。而要造就新文明，就要采用一種“評判的態度”對傳統文化作出“價值重估”，既反對因襲盲從，也反對似是而非的中西融合或拼湊，而是用科學的方法來做整理、實驗的工作。毫無疑問，在浙大的課堂上“泡腳”“熬蜂蜜”“煉丹”的學生們所做的正是這樣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