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華民族形成、發展和繁榮的內在動力。從本期開始，我們推出“民族交流交往交融”欄目，不定期刊登我國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見證以及發生在當下的感人故事。歡迎讀者踴躍投稿。

自古以來民族間的文化、物產、技術交流都是雙向的、相互的。我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集多民族之長形成合力促進了歷史的發展進程。這一點在古代絲綢之路上表現得尤其突出。

農史資料的研究證明，我國的蠶桑業始步于商周時期，代替了前人的“衣皮葦”，但那時候的蠶桑業還處在初期的自給時期。《夏小正》一書里說“妾子始蠶，執養宮事”，《詩經》里的“八月萑葦，蠶月條桑”都足以證明當時還是從“衣皮葦”到絲織品的過渡階段。穿絲綢得有一定的身份，是有等級限制的。也可以說那時的絲綢還沒有形成批量的大宗商品。經過周的發展到了戰國時期已是“養桑麻，則民富”（《管子》語），“五畝之地，樹之以桑”（《孟子》語），絲綢已成了商品。到了漢代蠶桑業的技術有了長足地發展，從桑的栽培提高桑葉產量到人工調整蠶室的溫濕度不但提高了產量也提高了質量。優質的蠶絲是精美絲織品的前提。絲綢已不再是自給自足的產品，而是批量、優質、規范的商品，也出現了一些蠶桑業的大腕和富戶。《史記·貨殖列傳》里有“齊魯千畝桑麻，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當中原的精美絲綢和工藝經絲綢之路傳入中、西亞的同時，蠶桑之藝抽絲織綢機紓之術也傳遍絲路沿途。

絲綢和絲綢文化的傳出，震驚了世界，但植棉和棉花加工的技術傳入知道的人就不多了。“棉花東進”的偉大功績毫不亞于“絲綢西出”。如果說絲綢美化了富貴人家的服飾，棉花的東進使更多的人有了衣穿，特別是普通的平民百姓解決了凍寒之苦。隨著人口增加衣食住行爭地的矛盾得到更大的緩解。棉花在全國普遍種植是在明清時期，但遠在漢唐時期新疆就已種植，玄奘取經路過于闐國就發現哪里的人“少服毛褐氈裘，多衣絁紬白僳”（見《大唐西域記》）。早在唐代，于闐人的衣著少了動物毛皮，絁紬是一種粗綢，白僳就是棉布。當成吉思汗大軍到達中亞時，軍中召見了丘處機和他的團隊，那時當地人還把棉花稱作“壟種羊”，意即種在地里的羊毛。與丘處機同時的耶律楚才詩中也有“家家植木棉，是為壟種羊”的詩句。足以見證西域的植棉和棉紡業要早于中原地區，要早一千多年，無論是植棉還是棉紡加工都比中原要先進。宋末元初棉花和棉紡工藝從陸上絲綢之路傳入內地，海上絲綢之路傳入海南島和沿海各地，當我們把四大發明和許多先進技術傳送到西方和古代西域的時候,西亞地區發明的冶金術，以及綿羊、黃牛、小麥等一些種養殖類的物種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了中原。新疆成為連接黃河流域和中西亞地區交流的中轉站，古代的絲綢之路是中原農耕民族和中西亞游牧文化的彩虹通途。我們也向國內外其他民族學到不少的先進技術。例如，棉植業和棉紡業就是向少數民族學習來的，資料顯示，棉花的整枝打叉就是新疆傳入內地的。

棉花經海上絲綢之路傳入現在沿海地區，海南島當地黎族人接受棉花較早，也掌握了脫籽、紡紗、織布，印花等各項技術，那時，黎族人的紡織品如被、褥、幔、帷已是暢銷各地。生產工具也比較先進，如去籽的捍車、紡紗的紡車、織布機等早已推廣使用。而東南沿海的農民還停留在“手剖去籽”，再用“線弦竹弓”彈成棉絮，工具原始，方式落后效率也低，由于沒有先進的加工工具和技術，生產的效率低下而且產品也上不了檔次，賣不出好的價來，當地的老百姓的生活依然十分貧窮。

元末明初上海地區有個叫黃道婆的窮苦人到黎族地區打工，對黎族人棉紡業技術贊嘆不已。她是一個有心人，打工的同時認真學習總結這些技術，和黎族師傅一起不斷改進工具，創新技術、工藝。功夫不負有心人，她和當地黎族工匠制作出新的工具，提高了棉紡織生產效率，帶來好的市場效益，她也有了名氣，經濟上也有了積蓄。但她沒有忘記那“土田磽瘠，民食不給”的家鄉人，元貞年間，回到上海老家烏泥涇，將學到的紡織技術進行改革，制成一套適宜當地的扦（軋）、彈、紡、織工具（如攪車、椎弓、三錠腳踏紡車等）。她利用黎族腳踏車的原理制造軋棉機，改變了“手剖去籽”的原始落后方法。汲取黎族人民織“崖州被”的長處，與鄉親們共同學習研究錯紗配色、綜線挈花等棉紡織技術，織成的被、褥、帶、繙（手巾）等，上面有折枝、團鳳、棋局、字樣等花紋，鮮艷如畫，烏泥徑也因此馳名全國。棉織品成了有名的地方名優產品，提高了知名度，帶動了松江一帶———現在的長三角地區棉紡織技術和棉紡織業的發展，也帶動當地老百姓共同致富，成為民族間互教互學的典范，也為棉紡業做出了卓越貢獻。

十八至十九世紀絲綢之路上的絹馬貿易交流的貨源由原來的絲綢與馬已換成布匹，由甘肅組織的內地貨源主要是白布和印花布，1762年之后改用南疆的大布即喀什噶爾維吾爾族人織的土布進行易貨貿易。這同樣說明維吾爾族的土布納入國家組織的貨源，在絲路市場也是響當當的。元朝的維吾爾族農學家魯明善在他的著作《農桑衣食輯要》里為棉花的引進和推廣也做出很大貢獻。

周穆王西巡會見西王母與諸部落首領瑤池會可以說是開啟了絲綢之路上雙向交流的先河，周穆王帶去的是絲織品，西王母回贈的是“取玉三乘”，這不是一個小數字，四匹馬拉的車為一乘，臨別時西王母希望他“尚能復來”，周穆王表示“和治諸夏，萬民平均”一定還會來的。兩個首領的交往就是在和睦相處，友好往來中開始的，為絲路各民族的文化交流開了個好頭。夏、商、周為代表的中原農耕文明是東亞文明圈的核心，通過絲綢之路傳到沿途西北草原地帶的游牧民族，開啟了古老的民族交流。玉震金聲，絲綢西出，古老的絲綢之路為各民族相互學習和交流搭起彩虹，絹馬交易也好，茶馬貿易也好，叫它玉石之路、茶葉之路、瓷器之路都說明歷史上相互交流的情景，正是這種溝通促進中華各民族之間的進步。

文/王濟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