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應圍繞“政治”履職

人民政協是政治組織,至少可以從四個維度論證:中國共產黨發布“五一口號”,倡導召開政協會議時,就賦予了政協擔當“協商建國”這一重大“政治”使命;政協的名稱,不管是早期的“新政治協商會議”,還是籌備會決定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均強調“政治”協商;政協的性質定位,無論是“一句話”(愛國統一戰線組織),還是今天的“五句話”,均蘊含著深刻的“政治”涵義;政協的主要職能,“政治”協商,后增加民主監督亦即“政治”監督,再增加參“政”議“政”,全都關乎“政治”。顯而易見,政協是典型的政治性組織,決定了它應當圍繞“政治”履職。

什么叫“政治”?當今中國政治學領域比較權威的界定是:主要指圍繞國家政權或社會公共權力而展開的各式各樣的活動。由此可見,政協應當圍繞“國家政權或社會公共權力”來履職。

這樣說,是否意味著政協履職就不能涉及經濟文化等?不是。“政治”有兩種形態。一種,稱之為“原本的政治”,即“國家政權或社會公共權力”本身的委托、配置、運行、監控等活動;另一種,稱之為“轉化的政治”,即指:本來不是政治的經濟、文化、生態等,在一定條件下會成為事關大局、事關人民群眾切身利益的公共問題,或者會危及國家政權等安全,或者是亟待國家政權等介入。這時,經濟、文化等就轉化成了政治。

政協既應當圍繞“原本的政治”履職,也應當圍繞“轉化的政治”履職。后者要求政協從政治的、大局的角度和高度參“經”議“文”、協商、監督。

政協與社會主要矛盾之關系

中共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社會主要矛盾事關大局,事關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無疑也是政治。其中,“美好生活需要”所包含的更高要求的物質文化,以及民主、法治、安全和環境等也都可以說是政治——“原本的政治”或“轉化的政治”。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講到生態環境、飲食安全問題時說過:這些“既是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重大社會和政治問題”。克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解決好轉化了的社會主要矛盾,是黨和國家的重大政治任務。

政協應當圍繞社會主要矛盾,以及解決好這一矛盾的重大政治任務積極履職。其實,政協與社會主要矛盾之關系一直十分緊密。政協為解決好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時期不同社會主要矛盾,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

進入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要求“著力解決好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大力提升發展質量和效益,更好滿足人民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日益增長的需要”。為此,黨和國家會按照“四個全面”“五位一體”等布局,落實“五大發展理念”,結合每一步發展所面臨的新形勢,及時提出新的中心任務。在此過程中,政協關鍵是要聚焦中心任務,履行好三大職能,“重點監督黨和國家重大方針政策和重要決策部署的貫徹落實。”這樣,政協就能為黨和國家推進社會主要矛盾的解決,為人民美好生活的實現作出特有貢獻。

把協商民主貫穿履行職能全過程

要為解決社會主要矛盾作貢獻,政協還必須密切聯系人民群眾。政協,不僅僅是“委員的”政協,更是“人民的”政協;政協,不能僅僅反映委員的想法,更要代表人民的意志。離開了人民這個“中心”,政協就會失去根基和生命力。

聯系人民群眾,不能滿足于“自然聯系”著身邊的同事和親友。委員更要強化“自覺聯系”的意識,以本界別為主聯系不同層次的精英和大眾。多聽人民群眾有哪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黨和政府回應民生需要的政策落實得如何?對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有何建議?等等。委員要有“動力”、有社會責任感去提升履職能力。

提升聯系群眾的能力,有利于了解到各種不同民意乃至互相對立的聲音。但政協不是傳聲筒,而應是“民意加工廠”,要對不同民意的“原料”精加工,即開展協商民主。

人民政協經歷了幾十年的協商民主實踐,形成了很好的傳統。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高度重視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專門協商機構”的政治功能。習近平總書記還明確要求政協“把協商民主貫穿履行職能全過程。”

“要協商,就要真協商”。還要營造平等理性的協商氛圍,讓各種意見充分表達與論證。經過認真協商后,多數人意見就相對可靠(有時是少數人意見轉化成了多數人意見),宜視為“最大公約數”,但仍需“照顧少數人的合理要求”。建議政協系統收集與表彰“真協商”的優秀案例,以推動政協協商民主在新時代展現新氣象。

人民政協將協商結果提供給黨和國家作為決策參考,或者以此對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工作開展民主監督。政協,本身不行使決策權力,但能影響黨和國家的決策及其實施———這體現了“中國特色的制度安排”。

(作者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對人民政協工作的新要求”課題組代表,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