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廣網長沙11月26日消息（記者 方永磊）在中國文化的發展歷程中，書院是極其醒目的地標，無論從什么角度講中國文化，書院都是極其重要的章節。文獻典籍作為傳承書院文化的重要載體，記載著書院精神的輝煌歷程，銘刻著中華民族的偉大創造，延續著中華民族的精神血脈，是珍貴而不可再生的文化資源。然而，由于各種原因，大量書院文獻散藏各處，難以為學者所利用，更有一些書院文獻隨時光流逝，損毀嚴重，亟需通過系統式整理，加以保存、傳播和利用。

中國書院文獻浩如煙海

書院自帶芬芳，是讀書人圍繞著書，進行文化積累、研究、創造與傳播的文化教育組織。唐宋以來，它走過千余年發展歷程，達到7500所以上的規模，其留存下來的數以萬計的文獻資料，忠實記錄了歷代讀書人有關思想、學術、文化、教育、刻書、藏書，以及培植民俗風情，養成國民思維習慣、倫常觀念等各項文化事業的理性思考與實踐成果，堪稱充滿書香的文化寶庫。

千百年來，繼往圣、開來學，書院不僅是中華文化的保護者、傳承者，而且是卓越人才的培養者、造就者。書院所體現出的以經世致用為導向的學術追求，以傳道新民為己任的價值取向，以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境合一，教學相長、教教相長、學學相長為特征的教學理念，具有穿越時空的永恒價值，當之無愧地成為中華文明的鮮明象征和優秀傳統文化的斯文正脈。

“書院作為中國古代獨特的文化教育組織，深深影響著唐宋以來教育文化學術的發展，近百年來學者往往將古代書院與現代學校比照考察，研究書院的論著日積月累，頗為可觀。”岳麓書院教授鄧洪波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近十幾年來，雖然書院研究有日漸興盛之勢，許多研究已涉及書院的各個方面，但研究似乎尚不夠深入全面。究其原因，自然與目前學術界所見書院文獻資料并不豐富有關。

“大量書院文獻散藏各處，許多文獻甚至不為人知或少人問津，研究自然不夠全面，也難以深入。”鄧洪波表示，材料的缺失嚴重阻滯了書院研究的進程，因此要比較齊全地搜輯目前存世的書院文獻，分門別類地加以影印或點校出版，對書院文獻開展大規模、成系統的整理研究。

“中華文明五千年來一脈相承、從未中斷，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中華民族有用文字記載歷史的優良傳統。而書院被廢至今已有一百多年樂，書院文獻的全面系統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基本上卻依然沒有展開。”對于書院文獻的整理工作，鄧洪波顯得憂心重重，“目前書院研究的人才日漸緊缺，如果現在還不重視，估計再等若干年，想對書院文獻進行整理研究，那時的難度就更大了。”

記錄薪火相傳的書院文脈

內容豐富的書院文獻，是研究中國古代教育史、學術史、思想史、區域社會史等的重要史料。據統計，現存書院文獻至少在1500種以上。就其體裁而言，可以分為書院記、書院志、學規、章程、課藝、講義、會錄、同門譜、藏書目錄、刻書目錄、山長志、學田志、日記等不同類型；就其載體形式而言，有刻本、寫本、稿本、抄本、拓本等，數量之大、種類之廣、體系之完備，在世界范圍內均屬罕見。

鄧洪波是較早注意整理書院文獻、研究中國書院的學者之一，也是當代中國書院研究的名家。鄧洪波曾帶領團隊編纂了比較完善的書院文獻總目及總目提要，第一次揭示了現存書院文獻的全貌。2015年，鄧洪波團隊在認真考察當今書院文獻的保存與整理研究現狀的基礎上，以“中國書院文獻整理與研究”為題，申報并獲得了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與此同時，鄧洪波主持策劃了《中國書院文獻叢刊》，旨在為書院研究提供更多的基礎性文獻，以免去研究者重要版本不全之苦與各處訪書的奔波翻檢之勞。

歷經三年的努力，《中國書院文獻叢刊》（第一輯）于2018年9月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本書所輯錄、影印的書院專書文獻125種，上起唐朝，下至民國，共計100冊。為了便于讀者更多地了解書院文獻，鄧洪波團隊為這125種文獻依照《四庫全書》撰寫了6萬余字的提要，不僅著錄了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存缺卷數、館藏單位以及書院名稱、院址和歷史沿革等基本信息，還將文獻對應的書院信息加以補充。據介紹，《中國書院文獻叢刊》（第二輯）也已經在籌備當中，將于2019年初發布。

據鄧洪波介紹，目前對書院文獻的整理主要分影印和點校兩部分。影印文獻原則上以省為單位，分府州縣，按書院輯錄，同一書院有多種文獻，則按成書先后順序排列，其最終成果為《中國書院文獻叢刊》十輯，每輯100冊，力求將現存有價值的書院文獻全部囊括進來，為書院研究提供基本文獻。此基礎上，他們又擇其中尤為重要的100多種文獻，以點校的方式出版成一千多萬字的《中國書院文獻薈要》，力爭全面呈現書院的悠久歷史及其功能、風采與特色，為書院研究提供精品文獻。

“書院文獻作為中國古代思想、文化、教育的結晶，對于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大發展大繁榮也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鄧洪波表示，保護好、研究好這些書院文獻是中國書院精神傳承發展的重要內容，也是弘揚中國精神、傳播中國價值的時代命題。

書院精神的傳承依然任重道遠

近年來，學者們對書院文獻的整理與研究取得了豐碩成果。大量過去未被發掘、利用的資料，經過他們的搜集整理，不僅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也為一般讀者了解中國書院指出了門徑。但是，文獻史料的意義不應只是書院文化史研究的價值，更應該從中挖掘書院精神與現代價值的契合之處，從而讓書院在現代有新的發展空間。

“實際上，這些文獻鐫刻著中華民族一脈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質和精神脈絡，也蘊含著中華民族的歷史記憶、思想智慧和知識體系。加強現代書院的建設，提升現代書院的涵養，也需要我們不斷挖掘和善待書院的歷史。”提起傳統書院的現實意義，岳麓書院院長肖永明表示，書院是古代精神資源的寶庫，它可以為當代價值觀建設提供很多經驗。

“約略而言，古代書院的學術創新、文化傳承、社會擔當這三點尤其值得我們重視。”肖永明認為，學術創新既是書院的精神內核，也是書院千年不衰最根本的原因之一。而文化傳承和社會擔當可以讓學術創新同時具有歷史與現實的視野，從而保證學術創新在兼顧傳統和現代的正確軌道上進行。“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退回到傳統書院時代，也不應該以經、史、詩賦作為現代書院教學的唯一內容，但在多元化的社會，面對價值的失落、道德的滑坡，仍然需要共同崇善的書院精神來挽救與重建。”

隨著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復興，書院在沉寂了一百多年之后，也迎來了一個全新的成長契機。據介紹，隨著文物保護意識的增強，傳統書院相繼被設為文物保護單位，當代新興書院也不斷涌現，二者數量已經達到了2000所，超過明代書院數量的總和。

“書院在當下大范圍興起，很多書院也都建立了網絡傳播平臺，從文化傳承的角度而言固然是好事，但根本問題在于現代書院‘復活’的到底是一種形式，還是一種精神。如果僅僅滿足于重新修復書院，將之納入所謂的文化旅游，或硬生生地將四書五經納入學校課程……都是與書院精神是不相符的。”面對現在流行的書院復興潮流，鄧洪波提出了冷靜的思考，“書院只有帶著新的切實可行的理論，才能重新進入主流社會。否則，就免不了被邊緣化的命運。”

斯文在茲！儒學人文精神，歷來有荷擔斯文之道，以天下為己任的使命。在改革和發展的關鍵時期，如何勇敢面對社會問題和理論挑戰，以全球化的視野來重建書院精神的價值理念，這應該成為當代書院主動解答的時代之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