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蘇省社會科學院區域現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員、博士 杜宇瑋

金融杠桿率并非越低越好,根據我國經濟發展現實情況,當前應采取總量層面的“穩杠桿”、結構層面的“去杠桿”和效率層面的“優杠桿”相結合的策略。

習近平主席在G20峰會上指出:“今年是國際金融危機發生10周年”,“盡管世界經濟整體保持增長,但危機的深層次影響仍未消除。”這說明,十年之后,我們仍未徹底走出國際金融危機的陰影。反思、吸取國際金融危機的教訓,同時結合金融業的最新發展,避免走入新的不良誤區,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創新誤區:金融創新越多越好。在互聯網信息技術快速發展和金融需求多元化、特色化趨勢下,以金融產品、服務、工具和機構創新為核心的金融創新無疑是提高金融資源配置效率的重要途徑之一。然而,金融創新也是一把“雙刃劍”,其增加了金融體系的不穩定性和金融管理的難度,若處理不當會引發地區乃至全球金融危機,從而會對整個經濟造成極大的破壞性。首先,創新本身就意味著極高的失敗率,越是創新越需要監管。其次,金融創新歸根到底是用來服務實體經濟的,因而不能過于激進而超越實體經濟發展,否則就成了“空中樓閣”。最后,現在很多所謂金融創新其實是“偽創新”。許多金融機構打著“互聯網金融”的旗號,以創新之名開發了不少跨行業、跨市場、長鏈條、層層嵌套和結構復雜的金融產品。然而,這些實際上都只是為了規避發放流動資金貸款的限制,本質上是更大范圍地擴大杠桿,通過各種形式讓企業獲得更多的貸款,從而實現貸款利差。更嚴重的是,這類創新產品中的不少資金最終流向了房地產、地方融資平臺、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既增加了金融體系風險隱患,又由于鏈條較長而抬高了社會融資成本。這些“偽創新”往往容易釀成意外的金融風險,近些年諸多互聯網金融和P2P企業卷錢“跑路”便是例證。因此,為了提供更多的綜合化、特色化、差異化的優質高效金融服務,金融創新是必要的,但也需要適度,需要監管部門進行監管和協調,構建一個好的金融服務平臺和監管體系。

規模誤區:金融業規模越大越好。金融業是現代服務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而也是現代經濟增長的重要貢獻力量之一。2005年以來,我國金融業規模逐年擴大,品種漸全。但是,從供給效率來看,大量的貨幣投放并未讓實體企業感受到融資的便利性,金融資源向實體經濟流動的渠道還不夠暢通。商業銀行往往通過對大企業給予大額度貸款和大量超額授信,導致大企業部門尤其是國有企業杠桿率持續攀升,房地產、基建等行業貸款占比較高,大量“僵尸企業”占用了較多信貸資源,而中小微民營企業則仍然普遍面臨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在金融業規模快速增長形勢下,“脫實向虛”趨勢顯著,金融推動實體經濟增長的邊際效應也呈現出持續下降態勢。因此,金融業發展規模必須適應實體經濟增長的需求。如果金融業發展明顯超過實體經濟增長,那么無論對金融業本身還是對實體經濟發展來說都是不利的。

同時,隨著近年來金融業的不斷發展,一些新的問題和誤區也日益引起人們關注。

杠桿誤區:金融杠桿率越低越好。杠桿是金融的天然屬性之一,也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重要渠道。一般認為,杠桿率與經濟增長之間呈現“倒U型”關系,即適度的杠桿率有助于經濟增長,但超過一定的臨界值后就會抑制經濟增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和近幾年股市異常波動都凸現了金融杠桿的危害,從而使杠桿率水平一度被視為系統性危機的預警指標。但這并不意味著杠桿率越低越好。首先,從金融運行機制來看,當前所有商業銀行都帶有金融杠桿,這也使得金融產品能夠讓投資者相對便捷地管理風險。目前,金融體系較為完善的發達國家杠桿率也普遍高于發展中國家。其次,從金融風險來看,金融危機的可能性不是取決于杠桿率水平高低,而是與杠桿率上升速度和債務償付能力密切相關。野村證券提出的“5-30”規則說明,發生危機之前的五年,信貸占GDP的比重一般都要上升30%以上。國際經驗也表明,杠桿率在短期內快速飆升是導致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之一。實際上,杠桿率的上升之所以會抑制經濟增長,是因為杠桿率過高會加重實體經濟債務和利息負擔。但是如果杠桿率高,而償付能力卻有保障,那么出現金融危機的可能性很低。因此,需要關注的不是杠桿率的絕對水平,而是杠桿率的上升速度和債務償付能力。最后,過分追求低杠桿率而一味地降杠桿,既不符合金融運行的規律,也不利于金融體系穩定。2015年我國股市的異常波動也已充分體現了金融杠桿過快下降的危害。再考慮到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以及國有企業杠桿率較高而民營企業的杠桿率較低的現實,應當采取總量層面的“穩杠桿”、結構層面的“去杠桿”和效率層面的“優杠桿”策略。即將杠桿率控制在適度范圍內,降低國有企業杠桿率,同時提高民營企業杠桿率,并讓金融主體有足夠的杠桿使用空間來服務實體經濟。

監管誤區:金融監管越嚴越好。既然金融創新功能的有效發揮需要金融監管,那么是否意味著金融監管力度越強越好呢?答案是否定的。首先,金融創新難免會帶來一系列風險,同時也會給傳統金融業帶來沖擊。但是,如果對金融創新的一些暫時性負面效應采取“一刀切”做法,無異于因噎廢食,會阻礙金融資源引入實體經濟渠道的暢通,從而不利于支撐實體經濟發展。其次,金融監管政策存在滯后效應,這會造成在一定時期內監管壓力的累積而不利于金融創新的正常開展,從而影響監管政策的執行效果。最后,監管政策本身還存在風險。這主要表現在市場準入方面,即金融創新是否以及何時會獲得監管部門的批準。由于傳統金融格局的利益固化,監管部門可能阻撓有益的金融創新進入市場,或僅僅批準金融新產品與新服務的某些功能,使得金融創新達不到預期效果和收益,從而失去了市場先機與創新紅利。因此,與加強監管相比,更重要的是改善監管,強調依法、適度、有效地監管金融創新,使之更好更有效地為實體經濟服務。

適應高質量發展需要,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效率,關鍵是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充分發揮金融對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和經濟增長動力轉換的積極促進作用。

以服務實體經濟為根本宗旨,穩步推進金融業有序健康發展。金融的本質是服務業,既服務于實體經濟發展同時又依賴于實體經濟發展。首先,對于地方政府而言,必須遵循客觀經濟規律,以實體經濟為本,建立合理的市場化機制,引導和穩步推進金融業有序健康發展,充分發揮金融對實體經濟的“助推器”作用,形成“虛”與“實”良性互動的經濟運行局面。其次,對于地方金融機構而言,必須始終堅持以服務地方實體經濟為根本宗旨和導向,將服務實體經濟的成效而非本身的利潤作為評價經營績效的重要指標,引導更多金融資源配置到經濟社會發展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切實提高服務實體經濟的效率。

強化金融服務的創新導向,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在邁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戰略目標,重要任務是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其路徑和抓手之一是要建設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協同發展的產業體系。為此,不同于經濟高速增長階段傳統金融服務的要素集聚和經濟增長導向,現代金融要強化創新導向,通過支撐和服務科技創新創業,促使金融資源向關鍵創新領域和重要創新載體集聚,進而促進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最終推動經濟發展方式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

發揮金融服務的資源配置功能,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優化升級。金融作為經濟運行的核心和社會資源配置的樞紐,具有引導和優化資源配置、挑選優質投資、推進創新創業活動等多方面的功能,從而是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優化升級的重要工具。以商業銀行為例,其可以通過盤活沉淀低效產業和部門的信貸資源,轉而投向更有發展潛力和效率的實體經濟部門,矯正要素資源的錯配和扭曲,優化信貸結構,從而有助于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質量和效率。

加大面向新經濟的金融服務供給,為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提供堅實支撐。金融機構需要把信貸資源向新經濟領域傾斜,同時發展專門面向新經濟發展的特色金融業務。具體來說,重點支持以智能制造、物聯網、大數據為重點的智能經濟,以高級生產性服務業為重點的樞紐經濟,以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為重點的綠色經濟,以創意設計、影視動漫為重點的創意經濟等新興產業發展。同時,還要支持傳統產業向新模式和新業態升級。比如,支持企業運用“互聯網+”,推進關鍵技術裝備、核心支撐軟件、工業互聯網等系統的集成應用,提升重大成套裝備集成能力和智能化水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