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強總理在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二次會議上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了2019年政府工作任務，特別提到今年經濟社會發展任務重、挑戰多、要求高，要突出重點、把握關鍵，扎實做好各項工作。做好2019年經濟工作，筆者從堅持工作主線、深入推進改革、保持戰略定力三個方面談談自己的認識。
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
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我國經濟工作的主線，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格局已經發生深刻變化：一是政策的立足點在供給側而非需求側，著力對象已經從需求轉變為供給；二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聚焦點是解決結構性而非總量性問題，其操作方法雖不排除需求總量收放，但主攻方向已轉向結構性調整；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核心目標在于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優化供給結構，短期的“對沖性”逆向操作雖仍不可或缺，但已不再是其主要選項。
這表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實質是對需求管理的顛覆性變革，是以優化供給結構、提高供給體系質量為核心目標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見，在經濟穩中有變的條件下，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主線，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非需求管理。因此，政府工作報告不僅宣示了“繼續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決心和信念，而且圍繞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提出了“鞏固、增強、提升、暢通”的八字方針。這啟示我們只有繼續循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道路走下去，在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的基礎上，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提升產業鏈水平，暢通國民經濟循環，并將其作為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管總的要求，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我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和挑戰。
更多采取改革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
以往的宏觀調控主要依托政策層面的操作，通過各種短期的逆向操作“對沖”周期性波動和供求總量失衡。但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主線之后，宏觀調控必須超越政策性操作的局限而伸展至體制機制層面，主要依托于改革行動：針對供給側結構性矛盾產生的原因是體制機制導致的要素配置扭曲，必須推動體制機制變革，通過改革來改善總供給結構，提高總供給的能力和質量。只有在啟用各種政策性操作的同時，將視野拓展至體制機制層面，加大重點領域改革力度，抓緊推出一批管用見效的重大改革舉措，持續增強改革的牽引作用，方可能將宏觀調控政策真正落實到位。
基于“必須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發揮掌舵領航作用”“必須充分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形成全局工作強大合力”等一系列規律性認識，政府工作報告作出了要“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的戰略部署。這啟示我們只有在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下，深化“四梁八柱”性質的改革，以增強微觀主體活力為重點，推動相關改革走深走實，堅持向改革要動力，才能最終打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場硬仗。
保持宏觀調控定力，主動引導市場預期。
面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的新形勢，我們必須保持宏觀調控定力，有針對性主動引導市場預期，這至少包括互為關聯的三個層面意義：一是在指導思想上，要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我國發展的階段性特征，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提出并形成了一系列指導經濟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這些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確定發展思路、制定經濟政策、實施宏觀調控的根本要求。我們必須始終堅持，久久為功。二是在總體布局上，要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既不能因為外部沖擊而動搖我們關于經濟發展階段和經濟形勢的基本判斷，也不能因為外部沖擊而動搖我們進一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決心。三是在操作層面上，要針對新問題、新挑戰及時調整政策，做好相機調控，做出一些預調和微調。這種調整既不會對既有的經濟政策框架和宏觀調控體系造成顛覆性影響，更不會是“大水漫灌”的翻版。
實踐中，圍繞應對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及其所帶來的變化，我國已經有針對性地推出了一系列新舉措。比如：積極的財政政策“積極”二字已不再簡單等同于“擴張”，而是在原有“擴大內需”意義的基礎上，賦予了其“結構調整”的新內涵，從而讓積極財政政策在擴大內需和結構調整上發揮更大作用。再如：擴大投資規模不再單純瞄準于“量”，而是注重拉動有效投資，把擴大有效投資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聯系起來，與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相銜接，將擴大投資的對象聚焦在加快補上經濟社會發展重要領域短板上，落實在“結構調整”項目中。據了解，北京市自2018年開始，把直接反映實體投資情況可全部轉化為資本形成總額并納入當年GDP核算的建安投資的增速作為GDP支撐指標，進一步明確了以精準有效投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投資工作導向，在全國尚屬首次。當年全市建安投資增速、占比實現“雙增長”，有效支撐了經濟增長。諸如此類的例子還有不少。可以看出，在保持宏觀經濟政策總體連續和穩定的前提下相機預調和微調，我們循著自己的目標取向，跟著自己的發展節奏，凝心聚力辦好自己的事，“變壓力為加快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這是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重要要求，也是我們應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理應作出的戰略抉擇。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