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北京5月17日電（記者 劉喜梅）44. 2%，33.4%，14.3%，1.2%。

這是一組有關醫藥領域科研投入的數據。它們，分別代表了各有約3億人口的美國、歐盟、日本和有約14億人口的中國用于醫藥領域的研究投入在全球的占比。

“顯而易見，擁有全球1/5人口、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我國，醫藥領域的科研投入，與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明顯落后。并且，在嚴重不足的現有投入中，還沒有設立常態性的臨床醫學研究基金。這就嚴重制約了本來基于巨大人口資源，應當有重大成果的我國臨床醫學科技成果的產生。”全國政協常委、中國工程院院士王辰，一貫儒雅、風趣、幽默，但一談到科技創新的話題，他的語氣語調就會加重，語速加快，觀點也“尖銳”起來。

這種“非常態的焦急”，源于責任，源于擔當。因為——

我國正處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世界也面臨百年未有之重大發展變局，科技創新已經成為其中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而醫學和生命科學，則被世界公認是21世紀居于科技創新核心地位、最具發展前景、對產業和經濟拉動最大的領域。如果未及時明智應對，錯失這一發展機會，我國建設科技強國和健康中國的國家戰略，實現高度現代化的國家目標會受到直接影響。

王辰的焦急，也與他的每一個身份都密切相關。

作為臨床醫生，王辰發現，我國醫學健康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多數專利藥物和大型醫療設備依賴進口的局面依然嚴峻，這導致我國百姓的健康安全存在巨大隱患。要解除這樣的隱患，只能自力更生提升本國的科研能力和水平，這也正是相關領域院士們的重要使命。而作為中國醫學科學院院長，王辰還需要帶領中國醫學科學院，致力于建成“國家醫學科技創新體系核心基地”……

“但創新需要系統的生態支持才能完成。影響創新生態的因素很多，資源、環境、平臺、動力、體制機制等都涵蓋其中。在諸多構成創新生態的要素中，資源是至為重要的因素，而基金制度又是科技資源中至關重要的主體內容。因為，科學基金是實施創新的必要物質支撐條件，是激發和支持創新的關鍵要素。”王辰強調。

值得關注和深思的是，在諸多可以產生科技創新成果的領域中，醫學和健康科學是世界各國都積極布局的領域。有統計顯示，發達國家在醫學和健康科學方面的科研基金投入，已占到民口科技投入的40%-70%。

“比如美國，其在醫學與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發投入已超過聯邦民口科技投入的50%。其中，國立衛生研究院（NIH）2018年的年度預算已高達370億美元，今年已逾410億元。而我國中央財政2017年在生物醫藥和醫學健康領域的研發投入，僅占國家總科技投入的10%左右，數額也僅約130億元，遠遠不能滿足醫學健康科學發展的實際需要?！蓖醭秸J為，要實現“創新人才競現、創新成果泉涌”的局面，創新資源首先應該成為一處“涌泉”，去滋養和保障創新的全過程。不然，創新投入不足且結構不合理，創新管理體制也諸多掣肘，我國醫學健康科學的發展只能嚴重受阻。

“所以，當務之急是參比國際可比較情況并基于我國國情，專門設立國家醫學健康科學基金。不同于現有的五大科技計劃（重點研發專項、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重大科技專項等）門類，健康科學基金側重于支持醫學健康臨床與轉化等研究，與其他國家科技研究基金可形成有效銜接呼應?！蓖醭奖硎荆瑢ＴO國家醫學健康科學基金，用于常態、持續支持我國醫學健康科技創新，既是國家在滿足人民溫飽、進入小康社會之后最為迫切的民生保障需求，也是在復雜的國際經濟形勢下拉動內需最具前景的產業發展動力。

與此同時，王辰還建議參照國際慣例，委托國家級戰略性醫學研究機構，建立代表國家意志，獨立、客觀、科學地分配和管理基金的分配使用。

“比如，可賦權中國醫學科學院來行使基金分配、管理和使用的職能。這樣建議，是因為承擔著建成‘我國醫學科技創新體系核心基地’的中國醫學科學院，是最接近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和英國國家健康研究所（NIHR）的機構。但承擔著‘建成國家醫學科技創新體系核心基地’任務的中國醫學科學院，在實際推進任務的過程中可謂困難重重，甚至舉步維艱。這其中既有中國醫學科學院自身需要改革的問題，另一體制機制原因，則是國家沒有賦予其統籌管理和分配醫學科學基金的任務。”王辰表示。

王辰還強調，如賦權中國醫學科學院承擔國家醫學健康基金的專業化管理職能，在建立內部穩定支持機制后，該院將有效地避免利益沖突，專司為國謀事。這樣，中國醫學科學院就能夠在醫學科技創新中發揮規劃、組織、引領和管理作用，其建成“我國醫學科技創新體系核心基地”的使命也就前景可期，我國建設科技強國和健康中國的戰略目標，也因此就有了更有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