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開出上海市區，眼前幾乎看不見高大的建筑了。老式居民小樓與巴洛克式的老洋房比肩相存。街邊有不少舊房在拆遷過程中，即使是破碎的窗欞，也能看到昔日上海平凡生活的煙火氣。

“有個老阿婆每天坐在這里曬太陽，笑嘻嘻地。我每天去舞團路過這里，看到她心里就踏實了，生活多美好。”金星看著車窗外對我說。

上海金星舞蹈團位于上海市楊浦區，近臨北黃浦江邊。舞蹈團在一個時尚園區內的盡頭，擁有一幢獨立的小樓，遠遠望去，好似一艘即將揚帆起航的輪船。

這個舞蹈團已經成立20年了。

排練場上的金星

舞臺上的金星

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現代舞團

“將來？……我希望我能帶著自己名字命名的舞蹈團，全世界演出。”

我第一次走進舞蹈團的時候，除了發出驚嘆沒有別的情緒了。兩層樓幾乎所有空間都是以演員為中心而設計的：樓上樓下兩個不同風格但同樣寬大明亮的排練廳，過道里處處貼心安置的躺椅、軟墊子、有儲物格的沙發供演員們午休，種滿綠植的午餐區，墻上是演員們的肖像照、劇照和海報，屋中一角擺著兩個專為演員們使用的冰箱，咖啡區、熱水區、鮮花、水果、干凈的浴室……整個空間設計充滿了對舞者的尊重和照顧。我轉了一圈沒有看到團長金星的辦公桌，事實上行政人員的辦公區只占據了一樓四分之一的空間。眼前這位全國人民都熟悉的大明星金星，在自己的舞蹈團中除了一張小小的肖像照以外，再無其他領地。我所看到的全是舞蹈，舞蹈中的她，舞蹈中的所有舞者。

下午時分，陽光打在二樓排練廳的地上，偶爾能聽見風聲，和被風撩動的黃浦江的河流聲。金星和她的舞者們在排練，在舞動的身體中，分不出彼此。

“將來？……我希望我能帶著自己名字命名的舞蹈團，全世界演出。”

說這話時是1993年，剛剛回國，受文化部之邀為全國院團舞蹈編導辦現代舞培訓班的金星接受《東方時空》采訪。當時并沒有什么豪言壯語，只是記者突然問到未來有什么打算，金星脫口而出說了這一句。彼時，金星還沒有任何留在國內的計劃。那個時候國內對“現代舞”這三個字是相當陌生的，大部分觀眾對現代舞的認知來自邁克爾·杰克遜的舞姿。能夠考入國有文藝團體是許多青年文藝工作者的夢。

“一個以自己名字命名的現代舞團？”聽上去實在有些天方夜譚。

我在那個時代認識了金星，除了對她的現代舞欣賞之外，我也被她直率的真性情所吸引。認識她的時候我并不知道她的人生將會有如此多令人驚奇的起伏，而在所有的“不可思議”中，最讓我驚訝并感動的，是她完全自己獨立建立并堅持了20年的“金星舞蹈團”。這20年以來，我每次到上海去看望她，參觀舞團，心都是提著的。我從沒有告訴過她——我根本不相信她可以一個人辦一個舞蹈團，就算是辦了，在上海這個時尚大都市里做這么小眾的藝術，并養著一個完整的舞蹈團……感覺他們隨時會被各方勢力碾軋。而一向勇往直前的金星，仿佛永遠看不到困難，舞蹈是她生命的火焰，她總是竭盡全力地攏著那簇永不熄滅的火。

艱難的“起飛”

“我們就真的跟動物似的被圍觀。有一次我在活動身體，躺在地上，單腿別在后面拉伸大腿肌肉。就聽有人說：‘哎，你看殘疾人還練功呢！’”

1999年秋日某一天，我去金星在北京租住的家找她，一進屋，滿地都是東西。不同以往的出差，這一次她好像要清空這個家。我看著她把相冊、衣服，和好幾雙在我看來“華而不實”的鞋放進箱子里。我問她不就是去上海排練個作品嗎？弄得好像要搬家一樣。她試穿著這幾雙剛從歐洲買回來的鞋給我看，說對呀，排完以后也許我就回歐洲了呢。她一點沒有要告別的意思，好像推開門不是去了新的城市，而是下樓喝杯咖啡那般隨意。那天我們確實像往常一樣下樓喝了咖啡，再見面，就是兩年后的上海。

這之間我們偶爾通過電話，她說因為排練新的作品結識了更多的舞者，帶著本來跟她從北京去的兩位舞者一起成立了金星舞蹈團。她一直保留著北京的手機號，所以我固執地認為她早晚會再回到北京，盡管她在上海注冊了金星舞蹈團，但是北京才是她藝術理想騰飛的大本營。

第一次去上海看她，她讓我到上海大劇院找她。聽到這個消息我真是為她高興！金星舞蹈團在上海大劇院排練，這排場足以說明他們的高起點！那時候上海大劇院白天對公眾開放，我是隨一個旅游團一起走進上海大劇院的，就在導游姐姐的介紹下，我看到舞臺上幾個人在做地面練習。他們非常投入，并沒有在意被圍觀的嘰嘰喳喳的旅游者和他們那頻頻閃光的相機。后來有一次我跟舞團元老汪濤聊起那些年，他說：

“我們就真的跟動物似的被圍觀。有一次我在活動身體，躺在地上，單腿別在后面拉伸大腿肌肉。就聽有人說：‘哎，你看殘疾人還練功呢！’一開始我特別反感，特別受干擾，沒辦法集中精力練功和排練，后來慢慢地我學會了屏蔽，當它不存在，我就進入到我的狀態，慢慢變得更專注了。說起來我特別感謝那段時光。”

汪濤說那時候很幸福，每天可以練功，金姐安排演出就跟著出去演出，沒有感覺到做舞團有多辛苦。后來自己出去做舞團，管理一大堆人的時候才體會到各種辛苦，回過頭想到金姐的不易，她一個人扛下了所有事，一心保護演員們好好排練和演出。

舞團的起始階段演出機會非常少，但是金星依然重金租著排練廳保證每天排練。“不練功的舞蹈演員沒有辦法上臺！” 雖然沒有演出但工資照常發，為此，她一直在想辦法接一些商業活動能保證舞團的運轉，卻依然很難留住好演員。

她給我講了一個故事。

有一天她去上海新天地里一家時髦的餐廳吃飯，送來菜單的餐廳經理叫了她一聲“金姐！”金星抬頭看到曾經跟她合作過的一位舞者，這位在她眼里是最棒的舞蹈演員，現在穿著餐廳制服站在她面前。金星說她心里升起無數個嘆息，只后悔自己沒有能力把他繼續留在舞臺上。她最終還是在離開餐廳的時候對他說：“你應該繼續跳舞。”

這位“被金星從餐廳里撈回來的”舞者就是現在金星舞蹈團的團長韓斌。同樣的故事，他卻是這么對我說的：

“那次在餐廳碰上了，她說你怎么在這？我說我打算不跳了，她說你不應該不跳，你是多好的現代舞演員啊……你到我這來，我正好馬上要去法國巡演了，需要演員。你幫我一個忙……

你看，她那時候說你來幫我一個忙，而不是說你徹底來到我這里，她用‘幫忙’兩個字。我想了想，就過來‘幫忙’，一直到現在。”

“啥事沒有”

“我們每天中午訂了盒飯，只能坐在地板上，我記得我們把從飛機上帶回來的毯子鋪在地板上，大家都圍在一起就像一家人在野餐一樣，像在公園里。”

2000年后我幾乎每年都會來上海一趟，眼看著這個國際商業之都的崛起。我坐在外灘與紐約同時開張的餐廳里舉著一張法語菜單感到世界的心跳，我迷戀黃浦江上閃進我雙眼的霓虹燈，一切的一切都有著與北京不同的秩序。而在這光怪陸離的城市腳步中，金星帶著她的舞者們閃轉騰挪，尋找著現代舞的落腳點。

2006年盛夏，上海的老百姓都說攤個雞蛋在地上可以熟的。我蒙了一臉汗水跟著快步如飛的金星，她帶我過馬路穿弄堂，背著印有“上海國際舞蹈節”標志的雙肩背包一顛一顛地走著。“這種天氣對皮膚好”，她回頭沖我笑。

又是幾年沒見，她說她換了排練室。

我們來到一個鐵架交錯的看似是上世紀70年代的小樓。走上五層歪歪扭扭的樓體外的鐵樓梯，一掀簾我愣住了！這不是社區文藝活動室嘛！我看到一對對老阿叔老阿姨們在跳交誼舞。金星帶我走進更里面的一間排練室，我終于看到了熟悉的現代舞者們。

沒有空調，一地的汗水。演員們每次停止的時候都有人把地擦一遍。金星拉過屋里唯一一把皮面折疊椅，撫平了一下表面已經露出的海綿讓我坐。她說：

“我們馬上就要有新的排練廳了，這里就是過渡一下。”

音樂一起，在舞者們的律動中，一切都沒有變！舞蹈中的他們還是一樣的純凈。我很快忘掉了環境的燥熱，甚至忘記了這里是快節奏的大都市上海。

那些年金星從來不會說她的難處，無論我怎么問，她只撿最好的說。直到今年我跟舞者們聊起來，很多記憶的碎片才逐漸拼湊上。

演出不多，確實支付不了上海大劇院的排練場，金星在想辦法尋找演出機會和新的排練廳，他們像是上海城市里的游擊隊一樣，能有地方排練就先駐扎進去。

我去的那間社區排練室不是舞團條件最差的時候，還有更差的。但是被舞者們回憶起來，那是一段“小太陽時光”。

汪濤說：“那棟樓馬上要拆了，除了電以外其他什么都沒有。玻璃是破的，好多地方干脆沒有玻璃的，直接可以碰到外面的防盜鋼筋。正好是冬天，上海11月份最冷的時候。金姐買了幾個‘小太陽’（小型電暖氣），現在團里還留著。我們每天換衣服之前就是先把練功服烤一烤，烤熱了趕快穿。后來還是冷，特別是早上，我就說先不上課了，咱們開始踢毽子、玩沙包，反正先一頓玩，玩得冒汗了再練功。”

現在的舞團首席演員孫主臻指著“小太陽”告訴我，就是這東西，那時候可太管用了！她說：“我們每天中午訂了盒飯，只能坐在地板上，我記得我們把從飛機上帶回來的毯子鋪在地板上，大家都圍在一起就像一家人在野餐一樣，像在公園里。”

團長韓斌數了一下，說那段時間雖然艱苦，但舞團演員人數也大約有十三四個人了，惡劣的排練環境，反倒讓演員們有了很強的凝聚力，大家依然每天按時練功、排練。打掃衛生熱身，跑步熱身……然后下午集中精力排練《午夜狂人》那個作品。整整一個冬天，好像沒有一個人感覺到艱難什么的，想起來都是很快樂的回憶。

“危樓”的冬天過去以后，他們的作品得以在新建的上海東方藝術中心演出。隨后，他們搬進了東藝交響樂排練廳。

“你看，啥事沒有！”說這話時，金星開著自己那輛小甲殼蟲帶我逛上海。

一路上說的都是她在泰國拍電影的故事。我知道她演一個黑幫女人，里面有好幾身特別嫵媚的裝束，她跟我學著幾個表演上的設計，還有她徒手抓飛機的驚險過程。她說終于有了固定的排練廳，很快要去歐洲巡演了：“在法國最好的劇院里。”她說這話的時候我特地回頭看她，自從認識她那天起，從她的臉上，我看到的永遠是希望。

而直到今年我從舞團演員那里才知道，金星當時沒有錢請國外的演出商來中國看她的作品，她去接了這個電影以后，才有錢請人來，才有了后來震撼法國觀眾和媒體的演出，被當時法國媒體稱為：“正當我們的現代舞不知該往何處發展的時候，一個來自東方的舞蹈藝術家給我們指明了方向。”

看不出來的生存危機

除了能夠勉強保證排練場租之外，這個按月發工資的民營舞蹈團曾經連續五個月發不出演員的工資了。

金星舞蹈團自此走上了世界巡演的軌道，每年安排滿滿的巡演計劃，使金星舞蹈團過上了一段比較安穩的日子。在這個時期金星也在不斷地創作新的作品，如《游園驚夢》《卡爾米娜·布拉娜》《迷魅上海》等大型的現代舞作品。然而，沒過多久，美國金融危機波及了全世界，國外巡演紛紛被取消，金星和她的舞蹈團再次陷入危機。禍不單行的是，她自2006年起每年自掏腰包辦的《舞@上海——國際舞蹈節》，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最后一刻，她不得不把自己家的房子抵押了出去。

有一天接近半夜，我接到金星的電話。那時候身在北京的我并不知道她經歷了什么。她用一種非常輕松的語氣跟我聊天，說說八卦，問候一下老朋友們什么的。在這不明所以的一通電話中，我清晰地記得她說：“北京哪里有大的廠房或者藝術家空間？能放下一個舞蹈團的……唉，是不是都離市區很遠？

“也許舞團可以解散了，我跟老公孩子去哪兒都行，回北京，回歐洲。過日子。

“我也就是說說。沒事。”

盡管這三句是花插在那些笑談中的，我依然感到了來自她心底里深深的壓力。然而，她什么具體的也沒說。

2010年，金星舞蹈團和易卜生國際合作舞蹈劇場《玩偶之家》，我因為參與了部分工作，在舞團待了兩個星期。

當時雖然困難，但還是在東藝的排練廳里。我來到傳說中的寬大的、有空調的排練廳，一進東藝的大門，保安直接把我指向了貨梯。順著貨梯直接到了地下二層。他們在這個不見陽光的排練廳里已經生活了四年。

“多好啊！風吹不著雨淋不著，還有空調！”

金星說著遞給我她的盒飯。她扮演娜拉，每天高強度的訓練讓她失去了胃口。

我發現她跟舞者們在一起，就好像是跟一班同學們在一起一樣——平等，沒有任何架子，她會隨時承認自己的錯誤，也會非常虛心地聽挪威導演的安排，甚至還提醒自己舞團的舞者，要尊重導演的所有想法。《玩偶之家》是一部中挪舞者同場演出的作品，挪威演員說的臺詞是挪威語，中國演員說中文。聽不懂任何挪威語但又要知道對方的臺詞說完了，金星和舞者們一開始把挪威語換成相似音的中文字，這樣才慢慢熟悉。金星的快言快語和形象地轉換挪威語變中文的能力經常讓排練場充滿歡笑。

混在舞者中間，一點兒看不出來她是著名舞蹈家。

同時，更看不出一絲舞團正在經歷著生存危機，也看不出來金星每天要面對的債務壓力。除了能夠勉強保證排練場租之外，這個按月發工資的民營舞蹈團曾經連續五個月發不出演員的工資了。舞團里有不少演員不得不離開，而留下來的資深演員們，心里也翻騰過離開這個行業的想法。

舞團里有個來了不久的男演員，身體條件個頭形象都非常好，但是非要辭職不做舞者了。韓斌問他為什么？他說自己要結婚了，卻一點錢都拿不出來。這件事對韓斌也是一個刺激。此時的他馬上就要做爸爸了，生活的壓力撲面而來，而他眼前的經濟狀況和對未來的擔憂讓他坐立不安。他跟金星提出了辭職。

“我跟她說我打算不跳舞了，年齡也到了，也被生活折磨得差不多了。”

他表示說演完即將去澳大利亞的巡演就不再跳舞了。金星對此并沒有多說，只是說了一句：“再堅持一下。”

他們彼此并沒有對這次談話再有過多交流。去澳大利亞演出之前，恰逢春節前最后一個工作日，金星包了她家對面的一家賣雞公煲的蒼蠅館子請全團演員歡慶節日。那天我在場，不知情的我跟著大家歡吃歡笑，無意中我看到平日里從不多說話、表情也非常單一的韓斌在流淚。而坐在他旁邊的金星也在落淚。

韓斌只說了一句：“太難了。”

“金姐是在玩票嗎？”

而在我看來，她平日里有多熱鬧，舞臺上的她就有多孤獨。

今年，金星舞蹈團成立20周年了。當我跟很多北京的朋友說起來時，我得到的反應是——

啊？還有一個金星舞蹈團嗎？

金姐是在玩票嗎？

仔細回想，這些年金星舞蹈團來北京演出比較少。她從不參與任何現代舞節、論壇活動，或是舞蹈組織，她很像是舞蹈界的編外人員。

2016年我為國際戲劇評論家協會的專刊《批評的舞臺》撰文，在梳理中國現代舞的開端與發展時，沒有一個環節能離開金星的名字。翻看金星舞蹈團這些年的演出記錄，舞團一直在全國巡演。在金星做《金星脫口秀》最忙的那幾年，她依然可以保持每隔一周就出現在一個不同的城市，與她的舞蹈團一起演出現代舞。與大部分現代舞者不同的是，金星無論在哪個城市演出，她都會在演出前孜孜不倦地普及現代舞，告訴觀眾如何觀賞、舞蹈的涵義是什么等等。

2012年搬進現在地址后的金星舞蹈團，全體舞者每天早晨9點按時打卡，上午上兩節舞蹈基礎課，下午排練作品。金星每年從國外請編舞老師來給演員們上課。比起過去，舞團的條件不知道好了多少倍，而唯一沒變的，就是每天排練，為舞臺時刻做著準備。

他們一直在臺上。

堅持，是我從金星身上看到的最珍貴的品質。我常常不斷地追問她，為什么一定要做下去呢？她反問我為什么要放棄呢？

她曾經對我說過：“舞臺上的我是最真實的我。”

理解這句話的時候，是將近20年后，我在唐山大劇院再次看她在臺上跳舞，這一年她正好50歲。

著名的現代舞大師瑪莎·葛萊姆曾經說過：“身體不會欺騙，身體會袒露真相。”

舞臺上的金星，當她舞動起來，她仿佛在與你訴說，她在把心一層一層地剝開給你看；隨著演出的結束，她又一點一點地收回去，莊重而華麗地扮上妝容成為美麗的金姐。金星的舞蹈無疑是擁有美的形式的，充滿了古典主義的抒情感。但是，細讀她的作品，卻發現她一直在表達孤獨，這種孤獨存在于個體與集體的對抗中，以及人生逆流而上的傷痕里。她的不妥協，不盲從，她的在泥濘中始終保持的樂觀和火熱，都融入在她的舞蹈中。你可以強烈地體會到她的心靈陳述。

此時的金星已經是家喻戶曉的金姐，她的犀利、率真和寬厚使她獲得了大量觀眾的喜愛。

而在我看來，她平日里有多熱鬧，舞臺上的她就有多孤獨，那是一種散發于血液的，超越舞蹈技巧的真情。

她不訴說，她只跳舞。（丹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