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參與全球產品內分工的戰略環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眾所周知，在全球產品內分工中發揮比較優勢，以勞動密集型產業嵌入跨國企業主導的全球價值鏈，處于全球產品內分工的底部環節，一直是我國參與上一輪全球化的最佳選擇。當前，以經濟效率為導向的全球產品內分工原則，受到來自逆全球化趨勢和新冠疫情的重大沖擊。中美貿易戰及其后續的一系列沖突證明，在現有的全球產品內分工秩序下，來自上游企業的技術實力，決定了一個國家的產業競爭力。越是處于上游的產業，越缺少替代廠商，發生貿易制裁現象時，對下游廠家的殺傷力越大。為此必須高度防備那些擁有核心技術、關鍵部件和特殊材料的中間投入品商，在關鍵時刻對我國產業安全所發出的可置信的威脅。因此，在發揮自身優勢的同時，直面短板奮起直追，才是理性選擇。也就是說，當“揚長避短”的靜態比較優勢與國家產業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原則之間發生沖突時，理性選擇必然是以動態競爭優勢理論為指導突破瓶頸限制，即短期看自己在某產業的競爭上可能沒有優勢，但是可以通過政府的扶持和適當的補貼，全力扶植這些處于“短邊”狀態的產業部門，奮力拓寬發展瓶頸，擁有全球產業一定的話語權。

在雙循環性發展格局下，補短板不僅要補產業的關鍵技術、核心部件和特殊材料，更要補技術的制度短板。我國目前產業體系、門類齊全，發展規模也很大，但是很多產業“缺芯”，一些核心技術、關鍵材料和部件都被歐美日等發達國家隱形冠軍企業壟斷，大到精密機床、半導體加工設備，小到高鐵螺絲釘、電子芯片、液晶顯示用間隔物微球、微電子鏈接用導電金球等。為此，我們應該重點選擇這些“缺芯”的產業鏈，專注地把技術一層一層地往上做，逐步掌握這些不易被競爭者替代的重要價值環節。現在的問題，不是大家沒有認識到培育各種隱形冠軍企業的重要性和緊迫性，而是我們缺少隱形冠軍企業成長的生態環境和制度條件，如稅制環境、知識產權保護、工匠精神等。也不是說，我們缺乏這方面的文件要求、政策規定和法規條例，而是缺乏實實在在的執行機制。很多文件要求、政策規定和法規條例難以落實和落地，是制約企業技術創新的主要問題之一。

在比較優勢發生動態變化的條件下，不僅短板要拉長，而且長板要更優化。“鍛長板”，就是要充分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全力發展我們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因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中國產業現在的國際競爭力，仍然在勞動密集尤其是熟練勞動力密集的產業上。因此現階段強調“鍛長板”，就是要鼓勵大力發展熟練勞動力密集的產業。我們未來也不可能放棄那些占人口需求比重高的、附加值率高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市場，而全部去追求那些市場狹小的、高精尖的技術密集的產業。這里需要破除一個誤解，就是過去我們一些人一說要產業升級，一論產業要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就要求放棄勞動密集型產業。其實，產業升級也好，邁向中高端也罷，都是要求產業能獲取高附加價值。能不能獲取高附加價值率，是判斷產業是否升級或邁向中高端的基本標準，這與是不是勞動或技術、資本密集的產業性質無關。在技術進步的支持下，即使是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可能獲取高附加值。相反，即使是資本技術密集產業，也不見得一定可以獲得高附加值。

實施揚長補短策略，要有系統性的體制改革、政策調整、法治強化、文化重塑等作為保障。一是要創新新型舉國體制，以制度優勢和市場優勢為依托，在市場的基礎上運用國家的力量，突破某些基礎產業的瓶頸。對于某些不適合運用舉國體制的關鍵生產環節，如服從摩爾定律而變換頻繁的芯片產業，也可以以相關企業為主體進行投入和集中研發，政府產業政策進行組織、引導和實施基金支持。二是以形成國內國外雙循環思路，通過國內市場開放，吸收全球先進技術和人才等要素來中國進行創新創業，發展我國以創新為導向的全球產業鏈集群。現階段我國產業參與國際競爭的比較優勢，正從生產要素價格低廉逐步轉向超大規模市場容量，后者甚至可能是我國長時期擁有的絕對競爭優勢。這對我國形成以創新為導向的全球產業鏈集群有巨大的推動作用，關鍵是要把這個統一的大規模市場培育好。三是要以國家的力量去提升基礎教育和基礎研究水平，提高基礎原材料生產以及相關儀器設備的質量，這是我國現代產業體系建設的重點薄弱環節；四是要形成更合理的財富分配體制，社會財富應該傾斜于對社會作出貢獻的人才而不是投機的人，才能讓技術人才可以長時間沉下心來把關鍵技術做到極致，讓更多企業成為隱形冠軍。當然除此之外還有稅收體制改革、知識產權保護以及鼓勵企業家精神和工匠精神等等。

（作者系第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南京大學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