仔細品味這則故事，可以讀到與建言資政的一些基本要素。

要素之一：建言、諫言與薦言。所謂建言，是指提出建議和主張。建言一詞最早出自于《老子》：“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此處建言，亦若常言。與建言意義相關聯(lián)的詞語還有諫言和薦言。諫言是規(guī)勸尊長，“若不能受諫,安能諫人”；薦言為舉薦人事，如“薦言禹善《論語》”。依循古人的文化理念，于今以“建言”一詞來概括“諫言”和“薦言”的語義，這誠然是融會貫通的時代明智之舉。

要素之二：資政、咨政與執(zhí)政。資者助也，資政意為協(xié)助治國理政，如唐代道宣的“資政所由，唯恃臺輔”，宋代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及后來的《資政新篇》等，大概都是這個意思；咨者詢也，源于《詩經(jīng)》的“載馳載驅(qū)，周爰咨詢”“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咨政謂面向民間，“每有大事，必相咨訪”，請教和詢訪治國方略；執(zhí)者行也，執(zhí)政乃掌管和行使國家政權，如《左傳·襄公十年》：“有災，其執(zhí)政之三士乎？”資政、咨政與執(zhí)政，三者相互資生、互為促進，既各有側重又密不可分。

要素之三：建言資政與凝聚共識。建言資政是職責也是手段，凝聚共識是方向也是目的。通過語言或文字表達，陳述主張和觀點，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為執(zhí)政者治國理政提供決策參考，從而匯集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實現(xiàn)國家與個人的共同利益。建言資政擁有厚重的歷史積淀和文化底蘊，富含中華兒女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在建言之“說”與納言之“聽”的互動過程中，將資政、咨政和執(zhí)政統(tǒng)一為互惠共生結構，以促進治國理政價值的最大化。

要素之四：以和為貴與共襄偉業(yè)。“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建言資政遇事講究求同存異、聚同化異，孜孜以求“人人為公”“天下大同”的精神慰藉和靈魂家園。“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認清自我與外物的分際，辨明榮辱的界限，崇尚平和、兼愛非攻，與人為善、和衷共濟，是齊心致力于成就事業(yè)的重要構件。風雨同舟則贏，同心同德則進，這是中華民族自古以來弘揚的處世美德，從而迸發(fā)出商以求同、協(xié)以成事的政治活力。

莊子說：“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基于文化自覺，人們還可感悟出建言資政的一些基本特質(zhì)：

是一種忠誠擔當。“愛之之心，愛之之力”，由忠而誠者，表達了人與人、人與國家和諧關系的尊重以及對道義的擔當。子產(chǎn)不毀鄉(xiāng)校，“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包涵著古代上下雙向溝通的公共關系思想；鄒忌諷齊王納諫，“宮婦左右莫不私王，朝廷之臣莫不畏王，四境之內(nèi)莫不有求于王”，機智地傳遞了革除蒙蔽的從政謀略。

是一種家國情懷。《孟子》：“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深厚的家國情懷鑄就了國人悠久的性格氣質(zhì)，孕育出中華兒女重感情、有抱負，對待國家、人民、親友一片真摯的情愫。觸龍勸說趙太后：“近者禍及身，遠者及其子孫”，闡明了家與國彼此之間的共通點；“位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浸染著“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

是一種胸襟氣度。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始終是中國有識之士崇尚的一種高貴品德。唐太宗以寬容大度的涵養(yǎng)，深諳“兼聽則明，偏信則暗”之真諦，聽從魏征、王軙等人的勸誡，“陛下若以為非，所謂知惡而不去也”，心情為之大悅，廣施義舉而天下歸之。

是一種濟世仁德。何以度蒼生？眾人共仁德。若只考慮自我，為名利奔波不已，是為哀痛。東漢末年長沙太守張仲景面臨傷寒肆虐、疫情橫行，向“馳競浮華”的權貴階層發(fā)出警示：“但競逐榮勢，企踵權豪，孜孜汲汲，惟名利是務，崇飾其末，忽棄其本，華其外而悴其內(nèi)”，“忘軀侚物，危若冰谷”！鑿鑿有據(jù)、振聾發(fā)聵的建言，彰顯的盡是濟世仁德。

（作者系全國政協(xié)常委，江西省政協(xié)副主席，中國人民政協(xié)理論研究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