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啊，野生動物少，我們發愁，說明生態破壞厲害；現在呢，野生動物多了起來，卻開始新的發愁。”讓廣西壯族自治區玉林市政協副主席、致公黨玉林市委會主委薛麗容這么糾結的，緣于她親身經歷的幾件事。

近年來，薛麗容掛鉤對口聯系貧困山區村———廣西容縣松山鎮大中村。下鄉作扶貧工作時，好幾回碰到村委會負責同志或農戶反映：近年來經常有野豬下山“搶糧”。

之前她還覺得，“這是好事啊，說明生態環境好轉了。”可反映的次數多了，她才發現，這對當地村民，尤其是貧困山區的村民而言，卻成了影響脫貧致富的“災難”。

僅2019年，大中村被野豬損害過的土地就有60多畝，涉及23戶，其中貧困戶有20戶，減少收入約15萬元。

2020年至今，9個月就有受害農戶41戶，其中建檔立卡貧困戶29戶，受災農作物65畝，涉及水稻、紅薯、木薯、玉米、青菜、香蕉等；而且危害活動范圍不斷擴大，不僅是在偏僻地帶，有的甚至到達農戶屋邊、村委會辦公樓附近。

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薛麗容作了一番調研。她通過網絡調查了一系列資料，還和其他省市的朋友聯絡，詢問別的地方情況。

一調查才知道，“人豬之戰”原來是個普遍現象———無論是首都北京還是遠鄉僻壤，類似野豬危害農戶、與人爭糧的現象其實時有發生。

據不完全統計，這幾年，僅有新聞報道過野豬“搶糧”的地區就涉及陜西、廣東、湖北、山西、浙江、四川、安徽、吉林、北京、河南、貴州和廣西12個省，危害范圍非常廣。

“野豬對一個地區的采食具有記憶力，而且食量很大，破壞力持續時間較長。好多老鄉很擔心，隨著時間的推移，野豬種群擴大，‘下山搶糧’將變得更頻繁。可在防護手段上，獵槍已被上繳，籬笆、陷阱等對野豬無用，電網成本高、費電且不安全……”

薛麗容說，面對野豬，目前農戶往往都束手無策，只能等野豬走后望著被破壞的莊稼自認倒霉；有的甚至不敢再種了，就把土地棄耕丟荒。

更讓她憂慮的是，山區農戶多是貧困人群，常年來‘靠山吃山’，耕作是他們產業增收、脫貧致富的首要渠道，而野豬的出沒致使增收渠道狹窄，逐漸演變為部分山區農戶脫貧致富的重大障礙。

對造成“人豬爭地”的原因，薛麗容也做了相關調查：

一是目前野豬被納入了野生動物保護名錄，隨著群眾自然保護以及法律意識增強，群眾不敢隨意獵殺；二是野豬的野外自然生存環境逐漸趨好，其本身繁殖能力又強，種群數量不斷增多；再加上一定時期、一定范圍內可供野豬食用的食物又相對短缺，使得野豬不斷進入人類生活范圍尋找食物。

另一方面，在管理上，現在有關部門對野豬危害農作物的情況還未足夠重視。雖然野生動物保護法有補償規定，有的地方也配套了賠償政策，但具體損害怎么認定、具體由哪個部門實施都未明確；再加上部分地方政府財力有限，往往導致受害農戶獲得不了賠償，或者得到的賠償過低。

此外，還存在著對野生動物野外種群底數不清、資料缺乏、監控缺位、防控措施力度不夠等問題。

“人豬爭地的矛盾已經不容忽視，若不采取一些措施，將會影響有野豬出沒的這些地區脫貧攻堅成效甚至造成返貧。”薛麗容認為，保護野生動物沒錯，但也要根據現實情況調整政策。現在相關管理部門急需提高重視程度，采取有效措施。

她建議，首先要從管理政策著手。可借著修訂完善國家生物安全法、野生動物保護法契機，充分調研、論證，修改降低對野豬的保護等級。

“在科學調查的基礎上，是否可以將野豬從‘三有動物’名錄中剔除，列為農業部門的可養可食可獵捕的‘禽畜目錄’，這樣還能助力農戶增收致富。或者結合實際，對某些地方開展經審批的定期捕獵等活動。”

其次，要加強監測，摸清底數。依托國家林草、農業農村、扶貧開發等部門、科研機構等，擴大野外監測范圍，也可通過駐村第一書記等渠道盡可能掌握野豬野外種群數量。

同時，完善賠償制度，出臺具體實施辦法。并可引導靈活完善商業險種，引進野豬危害商業保險。“比如，地方政府財政可適當補貼購買；或依托林業主管部門、野生動物保護協會作為公益險種統一購買，發生損害依法認定后由保險公司賠償。”

“人與野豬之間的矛盾是新時期遇到的新問題。”薛麗容說，“完全可以作為一個典型或試點去探討未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一種方式和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