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何能維持秦漢以來的大一統局面至今，而羅馬之后再無羅馬？這是歷史學家探討的恒久主題。這種大歷史溯源的探討，超越了中西大分流、李約瑟之迷的西方中心論、線性進化邏輯。

在人類文明史上，中國是可以與西方相提并論的概念，因為中國不是國家，而是一種文明，是唯一連續不斷的古老文明。西方文明把世界其他的文明基本上都殖民了，唯獨剩下活口——中國，故此中國不僅能和平崛起還能偉大復興。告別近代先進-落后的邏輯，探討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中西文明互鑒，成就人類新文明，是中央社院第一副院長潘岳近年研究的主題。

梁鶴年先生在《西方文明的文化基因》一書中指出：

要了解西方文明就得了解西方人對生命和生活的看法。歸納起來只有兩條：生命的意識可從猶太和基督的教義去了解；生活的素質可從希臘和羅馬的文明去了解。猶太之神的權威和基督之神的慈愛使西方人有了超越個人價值的生命意義。希臘的理性和羅馬的秩序為西方人對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苦與樂立下標準。  

繼《戰國與希臘》后，潘先生的又一力作《秦漢與羅馬》跳出“希臘的理性和羅馬的秩序為西方人對個人生活和社會生活的苦與樂立下標準”，回到中西方同與異的文化基因，超越以西方為參照系審視中華，回到中西平視的視角，顛覆了諸多對中華文明的成見。

黑格爾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西方先進，這是存在，于是學術就是尋找這種存在的合理性；中國近代落后，這是存在，于是學術就去尋找這種存在的合理性，甚至追溯到中國落后之前的文化基因。潘先生徹底打破了這種線性進化論、西方中心論，該文指出：“中國的商業精神與‘現代國家’都是在秦漢同時發端的。不但不是支流，還是主流。不是天生不足，而是天生早熟。不是被動接受了儒家，而是對儒家進行了實質性修正。”“中國工商業一開始就被儒家套上了道德倫理，后來又被套上了家國責任。有人說，正是這種雙重束縛，讓我們沒能早產生西方式企業家。然而，道德倫理和家國責任正是今天西方企業家們非要回答不可的問題：自利和利他的關系？純粹自利能否自動達成社會共利？國家和個人的邊界？自由經濟能否脫離國家主權？這些問題，中國2000年前就開始思考了。”

不僅如此，潘先生文章探討了如下一系列基本問題。

一、 西方何以為西方，中國何以為中國？

西方對中國的重大誤解就是稱共產黨中國，因為在西方看來共產主義是一怪胎，而忽視了一根本事實：不是共產主義再造了中國，而是中國再造了共產主義。共產主義在西方遭遇迫害，在俄羅斯與落后的農奴制度結合變成西方主流瞧不起的斯拉夫模式，而遇到中國傳統文化（如“大同”、“ 均貧富”思想）的知己才能發揚光大，可以說是中華文明活水讓共產主義在歐洲開花而在中國結果，這是習近平總書記將“三個自信”上升到“文化自信”的本質內涵，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根基。潘文中指出，“基層政權出天下。這是秦漢之所以能建成世界最早現代國家的原因”。故此才有中國共產黨支部建在連上、村里的傳統。

“羅馬的治國思路是只管上層，不管基層。而秦漢則是打通了上層與基層，創立了縣鄉兩級的基層文官體系。由官府從基層征召人才，經過嚴格考核后派遣到地方全面管理稅收、民政、司法和文教。”“文官制度與基層政權，是中西方國家治理體系的根本性”不同。這也揭示了中國抗疫成效是歐美無法比擬的體制根源。

潘文還指出，“秦‘苛政’，才能在短短14年里實現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整治山川，修建路網。這些使后面幾十代人受益的基礎設施，成本卻由這一代人背負。人民犧牲之慘烈，心靈之痛苦，連天下一統的成就都不能撫平”。“在法家體制與儒家意識雙向發力下，中國古代最終實現了由文官控制軍隊，保證了長久穩定。”這也解釋了新中國快速工業化的成就，也解釋了習近平總書記提示的不能“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道理，以及為何我們堅持“黨指揮槍”的原則。

潘文還探討了“歐洲何以為歐洲，中國何以為中國”的土地、地理根源：秦漢與羅馬作為兩個都建立在農業社會之上的超大規模政治體，都需要處理土地兼并和小農破產的關系、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政權與軍閥的關系、國家與蠻族的關系、本土文化與外來宗教的關系。但兩者的結果完全不一樣。羅馬之后再無羅馬，只有多個信仰基督教的蠻族封建王國。而秦漢之后卻繼續興起了融合胡漢的隋唐大一統王朝。

二，西方的分裂與中國的大一統

歐洲的地理環境有一個重要的特征，就是布滿了許多流向紛亂的小河流。歐洲整個區域并不大，卻被山脈和復雜的河道分割成許多小塊，易守難攻。再加上大部分歷史時期內，歐洲仍被濃密的原始森林所覆蓋。因此，在羅馬帝國時期，歐洲幾乎還處在荒蠻時代。直至西羅馬帝國滅亡，原始森林被慢慢砍伐，農業才開始蓬勃發展。但因地理條件所限，歐洲的土地無法支撐一個統一的大帝國，以至于羅馬帝國之后所有重新統一歐洲的努力皆以失敗告終。要管理好所有這些小國，只需依靠以國王和貴族為核心的血緣關系和國與國之間的血緣、地緣關系便足夠了。所有政治權力都是可遺傳的。因此，在現代以前，西方的政治權力從未像中國那樣向著平等主義、任人唯賢的方向發展。  

除了地理環境外，潘文深入探討了歐洲之分與中國之合的宗教-國家邏輯：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引用西塞羅《論共和國》，指責羅馬從來沒有實現正義，從沒實現“人民的事業” ，因此不是共和國，只是一個“放大的匪幫” 。而在中華文化中，“大一統思想不光包含政治道德，也包含社會道德與個人道德”。他指出，有人說，中國哲學中沒能產生西方獨立自由，是阻礙政治現代化的精神缺陷。實際上，現代西方政治中把“國家當成惡”的“消極自由”精神，不是來源于啟蒙運動，而是來源于基督教中“上帝之城”與“人間之城”的分離。   基督教將“羅馬國家”視為惡。到最后，天主教會也被視為“惡”而被宗教改革攻擊。除了上帝之外，在“眾生皆罪人”的塵世間，沒有任何由“人”組成的機構有資格領導其他人。從洛克的保護私有產權的“有限政府”，到盧梭的基于公共意志的“社會契約政府”，再到亞當?斯密只能做“守夜人”的政府，都是為了防范國家之惡。而中華文明是相信“好國家”的。儒家相信人性有善有惡，只要見賢思齊，化性起偽，總能夠通過自我改造，建設成一個更好的國家。

三，西方的衰落與中華的復興

在歐洲，希臘之后有文藝復興——言必稱希臘，而羅馬之后再無羅馬——西羅馬帝國滅亡后盡管有東羅馬帝國，但東羅馬帝國已經東方化了，而神圣羅馬帝國“既不神圣也不羅馬更非帝國”，經歷查理曼、拿破侖、希特勒的羅馬沖動而難再羅馬，有號稱第三羅馬的俄羅斯與號稱第二羅馬的美國半個世紀的冷戰。

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流行“西方的沒落”，再無希臘。黑格爾、馬克斯?韋伯為再造希臘，將亞里士多德的“東方專制主義”衍生出“東方專制”——希臘羅馬眼里的東方，僅限于埃及波斯；中世紀歐洲眼里的東方，僅限于蒙古沙俄，對“東方之東”的中國，幾乎毫無認知。盡管早在亞里士多德定義“專制”二十多年前（公元前350年），中國的商鞅變法就已實現了“編戶齊民”、“一統于法”的郡縣制度（引自潘文）。提出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的韋伯根本沒有搞懂資本主義為什么在歐洲萌芽壯大，既不是什么日耳曼法制傳統，也不是新教徒勤勞，而是十字軍放棄摩西十誡和文藝復興大搞縱欲主義的結果。

對比秦漢與羅馬，不只為探尋中華復興與西方的衰落，而是如何以“世俗倫理與社會主義精神”超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閱讀潘文，激勵我在《海殤？——歐洲文明啟示錄》一書基礎上寫出《世俗倫理與社會主義精神》，說清楚中國崛起是世俗倫理開創社會主義精神的自然產物，中國夢的終結目標是開創人類新文明——社會主義文明，才能讓中國夢為世界之所期、各國人民之所盼。在這一過程中，中國夢通過包容西方，讓西方成為自己——再造西方。

四，西方的多元一體與中華的一體多元

中國與西方，是時間邏輯與空間邏輯的量子糾纏，集中體現在世俗倫理與一神教倫理的差異，鑄就西方的多元一體與中華的一體多元。

潘文指出，“一神教在中國很難像在羅馬那樣發展。因為儒家信仰涵蓋天理與人倫，文官組織又貫通精英與人民，沒有留給任何一神教像羅馬那樣的空間。更重要的是，儒家敬鬼神而遠之，以人文理性立國，中華文明是罕見的不以宗教做根基的古代文明。所有外來宗教進入中國后，都必須退去非此即彼的狂熱，在國家的秩序之下和諧共處。”

“儒家知識精英很難認同宗教大于國家，反倒認為，國家有難時“遁世”才是“非義”。“以遁世為非義，故屢退而不去；以仁心為己任，雖道遠而彌厲”。因為儒家意識和國家已融為一體。”中華文明從不曾以宗教立國，沒有神權壓迫，也沒有對個體的執念。中國哲學更關注整體秩序。

為什么歐洲文藝復興？中國叫民族復興？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東西文明的新互鑒，為潘岳們孜孜以求。

捷克文學家卡雷爾?恰佩克稱，“造物主造出面積不大的歐洲，甚至又把她分成更小的部分，讓我們高興的不是她的面積大小而是她的多樣性。” 這種多樣性是歐洲引以為豪之所在。然而，歐洲人強調的是多樣性而非多元性——即便強調多元性也僅限于歐洲內部，原因就是執著于《圣經》宣楊的一神論和“西方中心論”主導的普世性。

多元與一體的悖論與歐洲海洋文明的特質密切相關。出于對海上商路尤其是重要海峽的控制，導致歐洲列強爭霸不斷。一體是海洋文明的本質要求，而對海洋貿易通道的爭奪由導致歐洲內部競爭異常激烈，誰都難以一統天下，帶來了多元。體現在歐洲的語言文化上，也是如此。歐洲文化受《圣經》影響太大，歐洲一體化也體現在對《圣經》的不同語言傳播上。隨著古登堡印刷術的發明和普及，各民族有了本民族語言的《圣經》，開啟了對拉丁語的解構和語言民族主義的先河，導致所謂巴比倫通天塔現象，并帶來三大結果：一是早期希伯萊語是自然學習而成；二是發明新的哲學語言；三是顯示自己語言最好：公元前七世紀的愛爾蘭哲學家稱，愛爾蘭語是上帝集其他語言精華而成。楊?凡格認為，荷蘭語最好，尤其是安特衛普地區的荷蘭語，因為那里有亞福——沒有被巴比倫通天塔覆蓋的唯一人群的祖先。瑞典學者稱，亞當說的是丹麥語，上帝最青睞瑞典語。海德格爾認為德語是最好、最自然的語言。法國人認為法語是宇宙語言。

語言多樣性是以統一的歐洲認同為前提，才是歐洲一體化的創造力量而不是相反。米蘭?昆德拉說過，捷克這個國家的存在是偶然的，正是這一偶然構成了矛盾的主要方面。捷克如此，作為人造組織的歐盟更如此。

歐盟的銘言是“多元一體”（unity in diversity），被翻譯各種歐盟會員國所使用的語言，與歐盟旗幟和歐盟盟歌具有同等的地位。其拉丁語版In varietate concordia有時也被作為一種妥協的用法，表明歐洲人對“在多元中團結”的珍惜和追求。

理想的情形是，多元呈現一體，一體寓于多元，達到“和而不同”的境界。正如湯因比描述的，“歐洲社會如同一支交響樂隊，其意義在于各樂章的和諧，而非眾多各不相干的音符。”然而，多元一體，對歐洲而言并非想當然的。正是認識到這一點，歐洲人加大對歐洲文化的保護。自1985年起，每年都有一至數個歐洲城市在競爭中脫穎而出，被授予“歐洲文化首都”稱號。舉辦這一活動的目的是，促進歐盟成員國及城市之間文化交流，體現歐洲多語言特性，并鼓勵歐洲文化與世界其他文化加強對話。過去25年里，已有40多個歐洲城市成為“歐洲文化首都”。 “歐洲文化之都”活動主辦國每年兩個，每個國家各一個城市。

歐洲多元一體的悖論還體現在國旗上。歐洲國家為何多三色國旗？原因就在于歐洲大陸現代國家的形成肇始于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成為歐洲的政治理念。拿破侖賜予意大利三色旗。彼得大帝學習歐洲，這是俄羅斯的國旗也為三色旗的原因。盧森堡曾為荷蘭一部分，繼承了荷蘭國旗樣式，只是區分以顏色深淺。比利時前身西屬尼德蘭地區曾為哈布斯堡王朝一部分，與德國國旗類似。因此，從歐洲大陸三色旗可以看出其淵源關系，也反過來證明歐盟“多元一體”的局限性——多元有限、一體也有限。  

潘先生指出——

羅馬之獨特價值，在于相信有限的沖突能創造活力。羅馬史家林托特說，“這個社會允許其最能干的公民以廣闊空間實現自我、成就偉大。這個社會所接受的是：界限之內，有活力的沖突可能富有創造性”。羅馬之失不在于沖突，而在于沖突失去了界限，又沒有“一體”來予以調節，最終導致大分裂。“沖突政治”最要命的就是團結需要外敵。西方史學家們認為，羅馬政制一旦排除了外敵，達到一種無人能及的優勢和統治地位時，一切平衡的因素都開始越過應有的“界限”而開始崩裂。羅馬之衰落，從擊敗迦太基成為霸主之后就開始了。

兩漢的獨特價值，在于一體與多元并存。一體保證凝聚，多元保證活力。難在同時保持一體與多元。當一體完全壓倒了多元，就開始僵化。當多元完全壓倒了一體，就開始分裂。秦亡于“法家壓倒一切”，西漢亡于“儒家壓倒一切”，東漢亡于上下層同時分裂。如何同時駕馭“一體”與“多元”，是中國政治家們思考的永恒課題。

再造羅馬與秦磚漢瓦：中西分野的文化基因。潘文的價值超越了中西對比，而在人類文明實踐：“在真實的世界里，沒有一種政治制度，能僅僅依靠制度本身得以成功。制度發揮好壞，取決于運行制度的人。因此每一種制度的真正生命力，在于是否能源源不斷培育出既能維護根本價值觀，又能填補其缺陷的人。”“中國如能與西方完成文明對話，就會為所有古老文明互融互鑒開辟出一條近路。東方和西方，都站在自己的歷史遺產上，誰都不可能推倒重來。但我們依然可以商量著來。”

（作者王義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生導師，歐盟“讓?莫內”講席教授，中國人民大學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