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號院的客人

沈尹默第一次走進八道灣11號周宅是1919年11月23日，也就是魯迅（周樹人）、周作人搬進這座新居后的第三天。那時，他和周氏兄弟都在北京大學國文系教書，又是浙江同鄉，意氣相投，平時常在一起聚會笑談，關系十分密切。那天他是去祝賀主人喬遷之喜的，同行的還有北大同事陳大齊（百年）、朱希祖（逷先）、劉半農、馬裕藻（幼漁）等人。魯迅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二十三日晴，風。星期休息。下午陳百年、朱逷先、沈尹默、錢稻孫、劉半農、馬幼漁來。”周作人日記記述：“午至草廠大坑赴逷先招飲，下午三時返。尹默、逷先、幼漁、百年、半農及錢稻孫君來訪。”

八道灣11號的庭院比較寬敞，分前中后三院。魯迅先住在前院，后來住中院堂屋后接出的一間“老虎尾巴”，周作人和妻兒則一直住在后院。1922年2月，蘇聯作家愛羅先珂應邀到北京大學講授世界語，因為眼睛看不見，又不通漢語，北大校長蔡元培就托周家來照顧。于是，愛羅先珂住進八道灣后院東頭的三間客房，住了約9個月左右才離開。

這位盲作家的到來，給魯迅帶去很多樂趣。沈尹默到訪，曾親眼目睹兩位作家交往的情景。他后來回憶道：“有一年夏天，在周宅午飯，魯迅陪著蘇聯盲詩人愛羅先珂，娓娓清談，平易近人，若使當年北半截胡同會館中同住的老鄉們遇見，會疑心這不是他們所接觸過的那位周大先生。那時這位盲詩人就住在周家，我記得盲詩人吃過飯后，休息了一會，魯迅便把他沒有做完的手工，遞到他手中，那是一個用粗線織的袋子，盲詩人接了過去，一面講著話、一面繼續不停地編織，他們仿佛是用日語交談的。魯迅還對我述說，他常常陪著這位盲詩人在院中散步閑話，盲詩人感覺到北京園林中鳥聲太少，尤其是沒有聽到黃鸝的歌唱，引為遺憾，我們深有同感。當時座中人的聲音笑貌，歷歷如在目前，而‘人物邈然，何啻山河之隔’，可為太息。”

八道灣的元旦

因為和周氏兄弟都很要好，沈尹默自然成為八道灣的常客。不僅平時經常光顧，而且每年的元旦總會出現在周家的宴會上。女主人、周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是日本人，八道灣在生活習慣上就不免有日本風味。元旦的宴會上，往往有屠蘇酒、粢餅、烤魚、雜煮等日本新年常備的食物，有時甚至連餐具也是由日本制造的。

沈尹默在《魯迅生活中的一節》中回憶：“‘五四’前后，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每逢元日，八道灣周宅必定有一封信來，邀我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馬二、馬四、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逷先、半農諸人。席上照例有日本新年必備的食物———粢餅烤魚之類，從清晨直到傍晚，邊吃邊談，作竟日之樂。談話涉及范圍，極其廣泛，有時也不免臧否當代人物，魯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煩地刺中了所談對象的要害，大家哄堂不已，附和一陣。當時大家覺得最為暢快的，即在于此。”

不過，沈尹默記述的時間稍有出入，因為周家搬入新居是五四運動過去半年以后的事。查魯迅、周作人、錢玄同等人的日記，沈尹默們在周家過元旦最早的一次是1923年，最晚的一次是1929年，其中從無間斷。另外，除上面提及的幾位外，常客中還有沈尹默的哥哥沈士遠和弟弟沈兼士，因為沈氏兄弟都是北大名教授，外界稱之為“北大三沈”。

魯迅在八道灣住的時間并不長，兄弟失和后，他就搬離此地，時間是1923年8月，因此兄弟倆元旦共宴朋友的場景僅有1923年一次。這年元旦周作人日記云：“上午招士遠、尹默、鳳舉、耀辰、伏園吃雜煮汁粉，下午三時去。”魯迅日記記得更簡略：“邀徐耀辰、張鳳舉、沈士遠、尹默、孫伏園午餐。”雖然兄弟倆的日記里都沒有出現“共邀”字樣，但客人是他們的共同朋友，辦的是同一個宴會，兩人事先應該是商量過的。

從1924年起，八道灣元旦宴席的主人就變成周作人一個人了。1929年元旦，周作人日記：“上午循例在苦雨齋飲屠蘇，到者如左：士遠、尹默、兼士、幼漁、季明、隅卿、稷如、半農、玄同、鳳舉、耀辰、稚隺、平伯，下午四時散。……又同尹默至擷英，應丙辰之招，十時回家。”赴會的錢玄同在日記中寫道：“晨十時半至豈明家，這是他數年以來要請吃的日本屠蘇也。今年共十四人，連小孩共十六人。玄同、豈明、士遠、尹默及子、兼士、平伯、鳳舉、子隺、稷如、幼漁、季明及子、隅卿、半農、耀辰也。飲得太遲，故中飯竟吃不下了。”可見，當天沈尹默不僅在周家飲屠蘇、吃午飯，而且還與周作人一起赴德國文學專家楊震文的晚宴。

“苦雨齋”

魯迅搬走后的第二年夏天，母親魯瑞也搬出八道灣，遷到西三條魯迅購買的新居。騰出的中院正房三間，周作人請人略加裝飾，搬了進去。院子里遍植各種花木，連四條甬道也被樹蔭遮著，枝頭的花常拂著行人的頭。正房是典型的中國舊式房子，高大寬敞，兩間是藏書用的，大概有十幾個舊書架，擺滿了中西文圖書。左手一間是書房，中間掛著“苦雨齋”橫幅，由沈尹默題寫。

梁實秋在《憶豈明老人》中記述：“二十三年我到北京大學，和豈明先生同在一個系，才開始過從。我到他家去訪問，不再被迎入臨街的那個客廳，而直接進入二門到上房落座了。那上房是一明兩暗，明間像是書庫，橫列著一人多高的幾只書架，中西書籍雜陳，但很整潔。右面一個暗間房門虛掩，不知作什么的。左面一間顯然是他的書房，有一塊小小的鏡框，題著‘苦雨齋’三字，是沈尹默先生的手筆……”

誠如梁實秋所記，“苦雨齋”陳設簡單，卻窗明幾凈，清幽閑適，“不啻為化外之地”（周作人語）。這里經常高朋滿座，品茗宴集，也曾傳出一些笑談。一天下午，錢玄同來訪，遇雨受阻，晚上留宿客室。第二天清晨起床，錢玄同笑著對主人說，昨晚室內似乎有腳步聲，那是什么呢！周作人深信必無此事，以為定是幻覺。等客人離開收拾房間時，見有大蛤蟆一只在床下，猜想乃晚上大雨時混入室內。擅長舊體詩的沈尹默聽說此事，大笑道：“玄同眼大，故蛤蟆來與晤對耳。”并翻敬亭山詩句詠道：“相看兩不厭，蛤蟆與玄同。”

沈尹默題寫的“苦雨齋”匾后附識：“啟明兄雅令。尹默。”并鈐“沈尹默”白文方印。周作人1961年12月28日致鮑耀明信說：“翻檢故紙，于其中得沈尹默君寫的‘苦雨齋’匾額，原有兩枚，其一已裱裝從前掛在屋內，經亂已經散失，此一幅未曾裱好，現今齋已不存（已改造現由小兒居住），無所用之，擬以奉贈，當另封寄上。此系大約三十年前之物，其時沈君尚未成為海上書家，其字似更有其趣，請察閱，未知以為如何。”

由此可知，沈尹默為“苦雨齋”的題匾原有兩件，一件裱好并裝木框掛于周作人書房中，現已散失。另一件一直由周作人保存，于1962年贈送給朋友鮑耀明。后來，鮑耀明在《難忘的北京新街口八道灣十一號》一文中提到此事，說：“信內所述這幅‘未曾裱好’的‘苦雨齋’匾額，目前則懸于多倫多舍下墻壁上。”

“駱駝社”

“苦雨齋”的朋友圈子大多是北大同人，都愛好文藝，希望辦一份自己的雜志做發言的場所。于是，周作人和張鳳舉、徐耀辰等于1924年夏成立駱駝社，并計劃出版《駱駝》雜志。后來因為種種原因，這計劃一直拖到1926年7月才實現。

周作人在《代表“駱駝”》一文中，談及籌備出版的過程時說：“這兩年前所說的‘駱駝’，還沒有忘卻，現在不久就要出現了。出發時還在奉直再戰（1924）之先，等走到時卻已在奉直聯軍入京之后了，駱駝也未免有滄桑之感罷。這一本冊子的印刷當然不必要兩年工夫，但是遲延也自有其所以遲延的理由，可以容得辯解，不過現在也無須了吧？”這份醞釀已久的“純文藝雜志”，提倡“雍容”“堅忍”的文化精神，力戒輕躁、浮薄與虛假，自成一種“清淡而腴潤”的文體。可惜只辦了一期便停刊了。

沈從文在《北京之文藝刊物及其作者》中談到駱駝社時，說：“我所知的，只兩個駱駝，就是周作人與江紹原”，但是據駱駝之一的周作人說：“駱駝社里一共只有三個人，即張定璜，徐祖正，周作人是也”，“此外幫助我們的朋友也有好些，不過那不算是駝員之一”。沈尹默就是“幫助我們的朋友”之一，他的《秋明小詞》五首短詩登載于該刊。

（作者系浙江省作協會員，單位為中共浙江省紀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