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政協網湖南10月30日電（記者包松婭）編者按：

2016年，在習近平總書記的明確要求和親自部署下，中共中央委托各民主黨派中央，開展對口脫貧攻堅民主監督活動，為參政黨參加脫貧攻堅、履行基本職能提供了新渠道、新形式。這也是民主黨派中央首次圍繞國家重大戰略開展的規模最大、歷時最長的專項監督活動，充分體現了中共中央對多黨合作事業、對參政黨作用的高度重視。

5年來，民進中央把對口湖南省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作為義不容辭的重要政治任務，全力投入脫貧攻堅戰，切實開展民主監督活動，為三湘兒女的幸福生活獻計出力。2020年，湖南全省上下眾志成城、艱苦奮斗，決戰脫貧攻堅，“兩不愁三保障”和安全飲水問題實現動態清零，即將實現760萬建檔立卡貧困人口全部脫貧，51個貧困縣全部摘帽、6920個貧困村全部出列，普查現場登記和省級數據審核完成，全面完成脫貧攻堅目標任務，歷史性地消除困擾三湘兒女千百年的絕對貧困，可喜，可賀。

9月上旬，民進中央主席、民進中央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領導小組組長蔡達峰率民進中央調研組，再赴湖南湘西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調研。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總人口299萬人，其中以土家族、苗族為主的少數民族占比超過80%，是湖南唯一的少數民族自治州和脫貧攻堅主戰場。調研組分成兩路深入湘西州花垣縣、鳳凰縣、瀘溪縣考察調研，針對突如其來的疫情影響，充分了解基層的應對之策，以及鞏固拓展脫貧成果，接續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之道。

就業扶貧的“中國行情”

湖南省湘西州花垣縣地處湘、黔、渝三省市交界處，調研組在湖南的第一站是位于武陵山區中脈的麻栗場鎮新科村。

走進綠樹掩映的村子，調研組一行先看到的是整潔的游客中心，平坦的橡膠步道，鮮艷的兒童樂園，還有舒適的觀光平臺。“這就是咱們新科村么？”有人疑惑地問，旁邊身著民族服裝的“小姑娘”一邊引領大家向前走，一邊笑著解釋說，這是村里今年依托青山綠水引入的村企共建農旅一體化項目，“還在試運營階段，別看現在游客不算多，一到我們民族傳統節日和周末，城里來的客人非常多。”

民進甘肅省委會主委、甘肅省政協副主席尚勛武聽完介紹問道：“這樣的項目有沒有受到疫情的影響？”“小姑娘”擺擺手，“恰恰相反，經過疫情，大家都知道健康生活的重要性，也更加珍視周末戶外郊區游的機會，更愿意走到大自然去呼吸呼吸新鮮空氣。”

“那村子里外出務工的也不受影響嗎？”看“小姑娘”分析得頭頭是道，有人“追問”。

“短期影響肯定是有的，但一直在想各種辦法彌補。比如我們這樣建在家門口的項目，就可以讓留守年輕人在家門口就地務工，甚至吸引勞動力回流。”援引數字、列舉政策、介紹舉措，順手拈來。此時才有工作人員告訴調研組，大家一直以為是游客中心工作人員的“小姑娘”，其實是麻栗場鎮鎮長。

今年是脫貧攻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收官之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成為打贏脫貧攻堅戰最大的不確定性因素。疫情對基層脫貧一線的影響到底有多大？地方在實踐中有沒有什么好做法好經驗可供復制推廣？這是調研組重點關注的議題之一。

事實上，與新科村一樣，調研中各地在疫情對脫貧攻堅影響上反映最為集中的，就是對外出務工的影響，即就業脫貧。

“我們當時就感到，湖南是一個勞務大省，70%的貧困家庭至少一人在外務工，而這些家庭的收入結構，打工收入占到了77%，這意味著就業對貧困群眾收入影響最大。”湖南省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相關負責人介紹，2月中下旬開始，湖南省委書記、省長帶頭，全體省委常委、副省長分赴貧困地區調查研究，扶貧、人社部門通過大數據比對分析勞動力情況，特別是隨著國外疫情快速發展，沿海外貿型企業訂單驟減，減工減產難以避免，勢必造成部分內陸在沿海務工群體回流。

為此，湖南全省針對疫情對脫貧攻堅可能產生的影響，迅速采取有效舉措，下發《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做好當前脫貧攻堅工作的十條措施》等政策文件，重點抓產業促就業，發揮10萬名駐企防疫聯絡員作用，全力幫助扶貧企業復工復產，優先安置貧困勞動力，深化扶貧勞務協作，做好“五送行動”，多措并舉彌補務工損失，讓貧困勞動力想就業的能就業，確保今年的脫貧退出和脫貧成果鞏固有堅實的物質基礎。

一項項舉措，落到扶貧一線，用十八洞村第一書記孫中元的話說，疫情對就業脫貧的影響，村內增加崗位吸收一批，周圍轉移一批，通過技能培訓重新上崗一批，基本留守勞動力都實現了就業。

國務院扶貧辦開發指導司副司長劉曉山對就業扶貧非常關注，他將所到之處與就業相關的素材數據收集整理起來，進行了認真比照。“數據顯示，疫情背景下，湖南全省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總規模略有下降，減幅為0.28%，但全省貧困勞動力轉移就業總規模卻不降反升，增幅為1.74%。”劉曉山向記者解釋說，這足以說明我們有關部門在對沖疫情不利影響，鞏固脫貧成果上下的功夫。

7月14日，聯合國發布的《202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報告》預計，全球今年將有7100萬人重返極端貧困。全球經濟衰退疊加疫情因素，在這樣的就業大環境中，中國的脫貧攻堅完全可以走出“中國行情”，這也是令調研組備受鼓舞的方面。

十八洞村的好日子

十八洞是湘西的一個苗族村落，因村落里有十八個山洞而得名，卻因習近平總書記的到訪而聞名，是“精準扶貧”的首倡地。

2013年以后，遵照總書記“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貧”十六字方略，十八洞村在湖南各級黨組織領導下，充分激發群眾內生動力，因地制宜發展特色養殖等六大支柱產業，積極探索可復制、可推廣的扶貧經驗，率先在全縣退出貧困村行列。

11日下午，調研組一行在蔡達峰的帶領下，來到了十八洞村。

在石拔專老人家，老人激動地跟調研組回憶起總書記視察十八洞時，曾握住她的手詢問年紀，親切地說“你是大姐”時的情景。蔡達峰詢問了老人目前的生活情況，當聽說縣扶貧工作隊將她家列為精準扶貧對象，納入了低保，幫她種樹、開小商店時，蔡達峰非常高興，祝愿老人生活越來越幸福。

就是在龍德成阿婆家的庭院里，習近平總書記曾召開了座談會，并和大家促膝談心。阿婆拉著蔡達峰的手問“您是從哪里來的啊？”當聽說調研組來自北京時，阿婆立刻高興地說：“我去過北京，我還上過電視，參加了星光大道。”老人精神矍鑠，家里辦起了農家樂，日子過得紅紅火火。

十八洞村正在探索的正是一條從脫貧攻堅逐步到鄉村振興的路子。但別看現在十八洞村的日子紅紅火火，十八洞村第一書記孫中元回憶說，這里是純苗族聚集村，山高路遠，原來村里是真的窮，沒有產業口袋空，沒有人氣寨子空，沒有老婆家庭空，沒有想法腦袋空。

“總書記為我們指出了一條精準脫貧的路子，我們‘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開發十八洞礦泉水，發展苗繡產業和生態旅游，村里外出打工的都回來了。”孫中元的語調里掩藏不住的喜悅。他說，十八洞老百姓的好日子還在后頭，精準脫貧只是起點，我們還要在鄉村振興中加強產業基礎，用產業帶動的方式來激發內生動力，讓每家每戶都忙起來。

“我們寨子的臘肉很好，村里正計劃籌建一個臘肉廠，把我們的老臘肉賣到全國去。”

“旁邊的山坳里正規劃一個民宿群，到時我們的接待能力就能大大提升。”

“明天我家門口的農家樂正式開門營業了，歡迎大家都到我家去吃飯！”

村民們的美好生活在這熱鬧的一言一語中，次第展開。

蔡達峰說，作為“精準扶貧”首倡地，十八洞村在中國脫貧攻堅史上具有重要意義。消除絕對貧困后鞏固脫貧成果，防止返貧不斷致富的道路還很長，會面臨新的困難和挑戰。要乘勢而上、發揮優勢，創造更好的業績，基礎在于發展鄉村經濟，最根本的是要增加村民收入，要更多地做向外開拓市場的工作；要提高鄉村治理水平，通過鄉村自身的協商和鄉規民約，保護好村民的公共利益；要加強對青少年的引導和教育，凝聚青年力量；要培養干部熱愛家鄉，既能立足本地，又能放眼大局，不斷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

鄉村振興如何起步？

毋庸置疑，無論是新科村還是十八洞村，都是湖南脫貧攻堅戰的一個縮影。脫貧攻堅這幾年，是湖南減貧人口最多、農村面貌變化最大、群眾增收最快和獲得感最強、黨群干群關系最密切的時期。在確保全面完成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基礎上，如何鞏固拓展脫貧成果，接續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是當前需要認真研究的問題。

帶著這些問題，兩路調研組在實地調查研究中，還走進科技園區、學校和農戶家中，組織了多場與有關部門、基層扶貧干部、地方群眾的座談交流活動。

正如民進中央副主席、民進中央脫貧攻堅民主監督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朱永新在交流中所說，這些年，基層干部扎根扶貧一線，對農村的情況、農民的需求、農業的發展，以及對鞏固脫貧成果的需要，比其他人可能有更直觀的感受，認識得更深刻，對脫貧攻堅的短板、風險點把握得更準，因此對政策的完善、優化和創新更有發言權。

“從脫貧攻堅過渡到鄉村振興，我們的發展方向就要從集中作戰轉變為常態化推進，當前的政策哪些是集中作戰需要的，哪些是能夠常態化的，需要統籌規劃。”花垣縣扶貧辦主任一個最大的感受是“穩定”，特別是產業扶貧、教育、健康、就業扶貧等方面的政策機制要保持相對穩定。

尤其是產業扶貧方面，產業的培育和效益的釋放是有周期的。根據花垣縣提供的有關數據顯示，2019年統計總收入時，勞務收入占73%，但產業方面經營性收入只占10%。“不是說我們產業扶貧的效果不好，恰恰說明扶貧效益的釋放是需要周期的，因此要在產業銜接上一張藍圖繪到底。”地方有關部門反映。

對此，調研組認為，在政策對接上，“兩不愁、三保障”的相關政策和機制，可以平移到常態化的城鄉社會保障、社會救助政策和機制上來，各地的具體做法，可以與國家和地方的城鄉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制度統一起來。而在產業對接上，脫貧攻堅基本實現了“村村有產業”的目標，盡管存在一些問題，但是要防止隨意廢棄。要認真研究脫貧攻堅的產業項目，結合鄉村振興目標規劃，能完善的完善，可擴大的擴大，確實要轉軌的，一定要做好補償、轉接工作，千萬不能傷了群眾的積極性。

“同時鄉村振興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各地發展水平也不均衡。剛脫貧出列的農村地區仍處在鄉村振興發育發展的初級階段，這些地區的鄉村振興階段目標應與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直接對接，引導合理預期，不應貪大求快。”朱永新代表調研組反饋意見時還特別提到了這支永久牌“工作隊”，他說，通過多年的脫貧攻堅工作，鍛煉、考驗、發現了一大批關心農村、奉獻農村、與農村干部群眾結下深厚情誼的機關干部，這是一批寶貴的資源，是短期內不可再生的稀缺資源，應該保護好、使用好。要對這些干部關心培養，擇優重用，建立穩定的保障、激勵機制，讓他們長期留在鄉村振興的工作領域，進一步發揮他們在鄉村振興中的骨干作用。

從另一個角度，5年來足跡留遍湖南貧困地區山山水水的民進中央對口湖南脫貧攻堅民主監督組，同樣也是關心農村、奉獻農村、與農村干部群眾結下深厚情誼的力量中的一部分。

今年以來，民進中央領導始終堅持帶隊調研，除了此次實地考察調研，民進湖南省委會和13個地市級組織圍繞克服疫情對脫貧攻堅的影響、鞏固脫貧成果等先后開展各類調研40余次，此外，還有16個民進省級組織開展對比調研，3個民進省級組織在湖南開展幫扶。

可以說，民進中央按照中共中央打好貧困地區疫情防控和脫貧攻堅總體戰的決策部署，結合湖南脫貧攻堅實際，通過委托地方、運用信息化手段、加強觀察窗口跟蹤調研、參加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督查等方式，靈活開展多種形式的脫貧攻堅民主監督調研。

“收官”不“收兵”，在解決相對貧困問題、全面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上，參政黨扶貧幫困任重道遠，履職盡責重任在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