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時俱進”的山寨社會組織

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周群峰

2月18日，民政部官網曝光了2021年第一批涉嫌非法社會組織名單，中國美學研究會、中國區塊鏈委員會、中非文化友誼協會、中國愛國文藝家協會、中國志愿者協會、中國文化建設委員會、國際華人藝術協會、中國黨史研究會、中華余氏宗親聯合會、中國復合型人才培養協會10個組織“上榜”。

非法社會組織是指未經民政部門登記擅自以社會組織名義開展活動的組織，以及被撤銷登記后繼續以社會組織名義活動的組織，也包括籌備期間開展籌備以外活動的社會組織。

民政部社會組織管理局相關負責人表示，近年來，民政部門持續開展打擊整治非法社會組織工作，依法處置了大批非法社會組織。而受訪專家告訴 《中國新聞周刊》，這類組織成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過為相關個人或單位頒發所謂的獎狀、證書、榮譽等方式進行牟利。它們之所以長期存在，與市場需求、調查取證難、法律法規還不完善等因素有關。甚至，有些被取締后，不久就換個馬甲“復活”。

“比真的還像真的”

《中國新聞周刊》通過民政部國家社會組織管理局主辦的“中國社會組織政務服務平臺”查詢發現，目前，在民政部登記的全國性正規的志愿者社會組織共有四家，分別是中國助殘志愿者協會、中國文藝志愿者協會、中華志愿者協會，以及中國青年志愿者協會，其中并無“中國志愿者協會”。

中華志愿者協會是由民政部等八部委共同發起成立的全國性社會團體。該協會會員部一位負責人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中國志愿者協會與中華志愿者協會沒有任何關系。

不過，有網友稱，單從名字上看，“中國志愿者協會”比“中華志愿者協會”更像是真的。該協會被民政部曝光前，相關機構早有預警。中國青年志愿者協會是共青團中央主管的全國性社會組織。1月13日，該協會在其官方微博發消息稱：“我們注意到一些網友接收到以‘中國志愿者協會’名義發布的疫情防控志愿者招募信息。據我們了解，并無‘中國志愿者協會’這一機構。”

此次公布的“山寨社會組織”中，中國區塊鏈委員會也受到關注。一段視頻資料顯示，2020年1月10日，中國區塊鏈委員會曾在浙江義烏召開中國區塊鏈委員會第二屆常務理事會暨《2020中國區塊鏈年鑒》編委會籌備委員會，會議由副會長林汐和秘書長尚清主持。

《中國新聞周刊》調查發現，“中國區塊鏈委員會”由北京尚清藝術研究院發起成立。天眼查顯示，該研究院成立于2014年，注冊地位于北京市朝陽區，注冊資本30萬元，經營范圍包括藝術學研究、承辦展覽展示活動等。

2月21日，北京尚清藝術研究院的法定代表人尚振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上述視頻中提到的“尚清”就是他。中國區塊鏈委員會成立于2018年，他是主要發起者之一。“去年秋天，北京市民政局就與我多次溝通，現在這個委員會已經關停。”

尚振清稱，中國區塊鏈委員會大約有10人，成立的目的是將區塊鏈技術應用于他創立的一個 “尚清指數(指書畫、素描等藝術數據庫和藝術品價格指數)” 上。他自稱，該委員會并沒有做過違法的行為，“本來，我們研究院內部成立個委員會誰也管不著，但是加了‘中國’的名字，性質就不一樣。我們錯了就是錯了。”

“中華余氏宗親聯合會”也是此次被曝光的社會組織之一。公開信息顯示，2015年5月，該聯合會由多位“余氏宗長”發起，2016年6月宣告成立。該聯合會相關微信公號稱，作家余秋雨為該聯合會題詞。2019年7月，該聯合會在廣州舉行一次活動，余秋雨現身并發言。

“中華余氏宗親聯合會”收費不菲。2016年7月，中華余氏宗親聯合會秘書處發布的一則公告公布了繳費細則，普通會員按四年一次性繳交1000元；各專委副主任、副監事長、副秘書長按每屆5000元繳交；專委主任、常務副秘書長按每屆1萬元繳交；秘書長、執行秘書長、常務副監事長按每屆2萬元繳交；監事長、副會長按每屆5萬元繳交；創會會長、常務副會長、常務副理事長按每屆10萬元繳交；會長、理事長按每屆20萬元繳交。此外，各地宗祠作為團體會員每屆按5000元繳交；余氏企業單位作為團體會員按每屆1萬元繳交。

公告顯示，該聯合會以“廣東余氏企業管理咨詢有限公司”的賬戶進行財務運作。天眼查顯示，該公司法定代表人為余雪秀，目前已注銷營業執照。

“境外注冊、境內活動”的國字號組織

此次，民政部官網公布的10家涉嫌非法社會組織名單中，有7家以“中國”打頭，另外3家分別以“中非”“中華”“國際”打頭。

社會組織的名稱有嚴格的法律規范。2016年8月1日，民政部在其官網公布《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及其說明全文，征求社會各界意見。其中提出，社會團體的名稱冠以“中國”“全國”“中華”“國際”“世界”等字樣的，應當按照國家有關規定經過批準，地方性的社會團體的名稱不得冠以以上字樣。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鄧國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這類組織成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牟利，他們之所以把名字起得特別大，也是為了借助“中國”、“國際”的旗號虛張聲勢、提高迷惑性，給他人或單位頒發所謂的獎杯、榮譽稱號、證書時，便于收取更高的費用。“一些個人或單位有了一個國字號的、甚至是國際的榮譽后，可以滿足虛榮心，或拿著這個旗號對外宣傳，普通人難以辨別真假。比如，有些企業花錢獲得此類榮譽后，消費者就樂意購買其產品，一些不與這類組織合作的企業反而被冷落。這也間接擾亂了市場的良性競爭秩序。”

這類“國字號組織”之所以大量出現，也與這類組織利用境內外法律差異有關。有輿論稱，“離岸社團”“山寨社團”主要是在登記條件寬松的國家和地區進行注冊的社團，然后到內地活動。比如，依據香港的法律法規，在香港注冊成立協會或社團組織，起名自由，政府允許公司名稱含有國際、全球、亞洲、中國等；社團結尾可以有協會、商會、學會、學院、中心、研究所、研究院等等。因此，通過這種方式注冊的，只需要在香港注冊一家新的有限公司，并在香港有限公司的名下注冊協會即可。

鄧國勝稱，長時間以來，中國內地對境外社團在境內開展活動沒有相應的法律法規，當時很多內地人在香港注冊這類機構時，動不動就以“中國”“中華”“世界”“全球”等打頭。“如果說這類組織比例達到99%有些夸張失實，但是比例確實很高。”

他稱，幾年前，這類機構在境外是合法的，但在境內卻無法可依，處于監管真空，一般只有其開展違法活動被舉報后才可能查處。2017年1月1日，我國實施了《境外非政府組織境內活動管理法》后，彌補了這個法律漏洞，境外組織要想在境內開展活動，就必須設立代表機構或在境內備案。此后這類“境外注冊、境內活動”的機構就相對少多了。現在曝光的“國字號”涉嫌非法社會組織基本來自內地。

山寨組織“偏愛”文藝圈

民政部本次公布的10家涉嫌非法社會組織中，有“中國美學研究會”“中國愛國文藝家協會”等5家文化藝術領域的機構。

2021年2月4日，北京市民政局對19家非法社會組織予以集中取締。其中名字中直接含有“文化”或“藝術”字樣的占了17家(另兩家為共和國傳世名家終身成就獎評委會、中國健康發展委員會)。

相關通報稱，經查，19家非法社會組織偽造印發國家級社會組織紅頭文件并加蓋偽造印章，以舉辦全國性評選活動為名，授予個人文化藝術方面的榮譽稱號和獎項并頒發榮譽證書和價值數千元的獎杯和獎品，再由獲獎者支付部分費用進行詐騙斂財。如授予“中國文學藝術界紅船精神獎”“共和國十大傳世名家獎”“國家殿堂級文藝大師”“世界和平文化傳播大使”“中國國學藝術傳承獎”“國家抗疫宣傳大使”和“建黨偉業文藝貢獻人物”等榮譽稱號。一些非法社會組織自稱辦公地址在北京市朝陽區三間房、八里莊一帶，經執法人員現場調查，文件中所留地址均為郵政信報箱或虛假地址，現場沒有實際辦公場所和辦公人員，所留電話也都無人接聽。

2019年3月2日，央視《焦點訪談》報道了一起案例：同年1月22日，在北京市五環外的一個院子里，民政部執法人員對一個涉嫌非法活動的組織——中華民族文化藝術院進行取締。

取締前，執法人員曾到該藝術院暗訪取證。在播出的暗訪視頻上，該院負責人張樂群說：“我們是黨中央國務院批準(成立)的，我們是個副部級單位。我是新聞出版署調來的，我們現在在中央工作的人都是部長級，他們叫我張部長。”

張樂群告訴執法人員，該院現在在全國各地的分支機構，主要業務是推廣國學，目前還在全國招募代理機構。他稱，如果要在全國設立分院，縣級、市級、省級的代理費分別為10萬元、20萬元和30萬元。繳納30萬元，自己就能有授牌權，可以向下一級的機構授牌并收費。還可以再通過各地開辦國學班創收，培訓班的師資則由他們來培訓，普通人只需要三天，就可以取得國學教授的資格。

對于這類社會組織中，多涉及藝術、文藝等領域的原因，鄧國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藝術作品的質量高低，沒有統一的標準，外行人更是難以評價。通常情況下，藝術圈子的人獲得響亮的名頭或榮譽后，就能帶動其作品價值和個人知名度。很多非法社會組織正是看準了這一點，才造出這些山寨藝術類社會組織。“藝術圈中有的人被其蒙蔽，但也有人明知其可能不合法，也樂意花錢買這類榮譽。這種現象也并非藝術圈獨有，學術圈中也有人花錢獲得‘世界’‘國際’打頭的涉嫌非法的社會組織頒發的所謂院士等榮譽稱號。”

除了熱衷于打“藝術”“文藝”牌，山寨組織的觸角還涉及多個領域，可謂“緊跟時代步伐”。2020年6月15日，北京市民政局宣傳教育處在其官網發文稱，在業務上，非法社會組織善于“蹭熱點”、打“擦邊球”，利用“一帶一路”“軍民融合”“精準扶貧”“鄉村振興”“大數據”“疫情防控”等群眾關心的熱詞，涉及培訓、養老、健康等熱門領域。

利用豪華館所裝點門面也是慣用套路。2016年4月，時任民政部民間組織管理局副局長劉振國在央視《新聞1+1》中稱：這些社團開展活動的時候，往往是選擇比較大的場所，有的甚至在人民大會堂、政協禮堂、釣魚臺這樣的地方來開展這樣的活動。往往能邀請一些國內的名人來參與這樣的活動，來提高它的可信度。

專家呼吁“輕登記、重監管”

近年來，各級民政部門對非法社會組織打擊力度持續不斷。中新網報道，2018年2月7日，民政部曝光了首批涉嫌非法社會組織，并在不到半年時間內，連續發布6批“黑名單”，300多個涉嫌非法社會組織上榜。

早在2000年4月6日，民政部制定的《取締非法民間組織暫行辦法》就開始施行。為什么至今仍有這類組織的存在空間，甚至有的被取締后，原班人馬換了“馬甲”后再次復活？

北京市民政局執法人員舉例稱，2020年3月，北京市民政局接群眾舉報，反映曾被曝光為山寨社會組織的“中國現代職業教育研究會”，變換名稱，以“全國職業教育師資培訓聯盟”繼續活動。該“聯盟”建立網站開展宣傳，曾在武漢、長沙、威海、廈門等多個省市組織開展活動。經查，“聯盟”未經登記，擅自以社會團體名義開展活動，同年4月16日被北京市民政局依法予以取締并向社會公告。

鄧國勝認為，社會組織之所以打擊難，與其市場需求大、調查取證難、法律法規還不太完善等多個因素有關。

2015年7月8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印發的《行業協會商會與行政機關脫鉤總體方案》在中國政府網公布，明確規定取消行政機關(包括下屬單位)與行業協會商會的主辦、主管、聯系和掛靠關系。

鄧國勝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合法規范的社會組織，很多都依托某個政府部門發起成立，有政府部門背書，擁有一定的行政資源和公信力。脫鉤等相關規定出臺后，很多協會商會的官辦背景仍然被一些個人或單位看重。在這種市場需求下，也催生了一些山寨類社會組織。

北京市民政局介紹稱，非法社會組織與合法登記的社會組織有很大不同，不少非法社會組織沒有固定的辦公地點，往往是“打一槍換一個地方”，還有不少非法社會組織通過互聯網渠道開展活動，線下固定活動地點很隱蔽，導致民政部門對非法社會組織的打擊存在發現難、取證難、查處難等難題。

目前我國的社會組織分別由《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民辦非企業單位登記管理暫行條例》《基金會管理條例》這三部行政法規，規定了基本的登記注冊程序和行為規范。鄧國勝表示，現在應該盡快修訂完善這三個條例，或盡快出臺“三合一”的社會組織登記管理條例，讓相關部門執法時有法可依。

鄧國勝表示，在依法打擊非法社會組織的同時，積極引導社會組織發展也非常重要。近年來，我國社會組織數量發展迅速，但與歐美一些發達國家相比，人均數量還是偏少。截至目前，我國人口超過14億，各級民政部門共登記社會組織超過90萬家，而美國3億多人口，其各類社會組織有160多萬家。美國有各類基金會十幾萬家，而我國連1萬家都還不到。

鄧國勝建議，應該從當前“重登記、輕監管”的預防性模式轉變為“輕登記、重監管”的追懲性模式。“這樣能鼓勵更多的社會組織創立，發揮它們的社會功能。同時，登記后就意味著納入了監管視野，通過多元化的監管手段，包括信息披露、第三方評估、輿論監督和政府監管等手段，引導它們健康發展。”

鄧國勝稱，民政部門還需要與公安部門、網信部門等聯動執法，也需要公眾提供更多線索，進行舉報。公眾可通過“中國社會組織政務服務平臺”查詢到社會組織的基礎信息等，并可在線投訴舉報。

《中國新聞周刊》2021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