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抹去”的6名幸存者 他們是泰坦尼克號幸存的中國人英國導演前往江門等地拍攝紀錄片還原歷史真相

如果泰坦尼克號沒有撞上冰山，身處三等艙的乘客方森(又名“方榮山”)將在紐約下船，然后被派往美國的一艘輪船當鍋爐工。

方森是廣東江門臺山市下川島水洋村人，與他一同登上這艘船的還有7名中國人，均來自江門臺山。此番遠涉重洋，方森認為自己還有更大的舞臺，遠期目標是能擁有一間商鋪，甚至開一家公司。孰料他的夢想因那場令世人震驚的海難破滅了。

1912年4月14日晚，泰坦尼克號撞上冰山，沉入大西洋。據不完全統計，船上的2224名船員和旅客，最終生還了705人。方森和他的同伴，是其中6名幸存者。

泰坦尼克號海難的多數幸存者，被前來營救的卡帕西亞號送往紐約，受到英雄般的禮遇。但由于《排華法案》，6名中國幸存者未能獲準入境，只好返回大西洋，被送往古巴，他們的求生經歷還遭到西方媒體的詆毀。

船沉沒的瞬間，真相也沉沒了。

“幾乎每個幸存者的故事都被完整記錄下來，唯獨這些中國人無人知曉。”2015年，英國導演羅飛和美國海事歷史學家史蒂文·施萬克開始了《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國幸存者》(下稱《六人》)的拍攝。6年間，他們前往包括江門臺山在內的海內外20多個城市，只為追尋這6人的足跡。

2021年4月16日，《六人》在中國院線上映。羅飛說，這不僅是六名幸存者的遭遇，更是一個時代的縮影。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亞裔種族仍面臨被歧視的問題，這些問題依舊值得我們正視和反思。

●南方日報駐京記者 劉長欣 實習生 趙慧琳 統籌：何雪峰

兩份名單 不信這6人憑空消失了

施萬克和羅飛均在中國定居多年，講著一口流利的中文。前者來自美國，是一名海事歷史學研究者；后者來自英國，畢業于劍橋大學，是一位紀錄片導演。

此前兩人合作拍攝了中國打撈英國潛艇“海神號”的故事，2013年紀錄片《海神號事件》上映。拍攝期間，施萬克無意中讀到泰坦尼克號上有關中國人的資料，由此萌生了再拍一部紀錄片的念頭。

一開始，羅飛的想法并不強烈。直到他發現，在與中國朋友們交流時，對方的反應無一例外均是：“泰坦尼克號上竟然有中國人？”

羅飛意識到，盡管電影《泰坦尼克號》中主角杰克和露絲的愛情故事在中國家喻戶曉，但這艘船與中國相關的歷史仍處在一個鮮有人知曉的模糊地帶。

“從頭到尾我們都有一種責任感，一定要去拍個故事。”羅飛對南方日報記者說，他們不相信，那六位中國幸存者就這樣憑空“消失”了。

一開始，施萬克和羅飛手上的線索，僅是兩張泛黃的紙片，一張是“泰坦尼克號”上的旅客名單，上面記載了8位中國旅客的姓名：Ah Lam, Fang Lang, Len Lam, Cheong Foo, Chang Chip, Ling Hee, Lee Bing, Lee Ling。他們中年齡最小的24歲，最大的37歲。另一張是6名中國籍幸存者的名單。

“這些名字都是用羅馬英文寫的，很難看出來這是什么名字，用的是粵語還是普通話，是客家話還是閩南話。”施萬克說。

幸存者名單中的“Cheong Foo”，一度讓羅飛困擾。“我們感覺到他不識字”，他說，在調查中他們均找到了其他幸存者的中文簽名，但“Cheong Foo”每次都是以英文名字出現，“我們找了一年多，見了幾十個人”，最終還是沒能確認Cheong Foo的去向。

每次找到疑似幸存者的后代，羅飛團隊都會問有沒有一些與泰坦尼克號有關的家族故事，或是先輩經歷過什么沉沒事件。“如果他們一點印象都沒有，可能性就比較小了。”羅飛說。

僅依據兩份名單在世界范圍內尋找蛛絲馬跡，按施萬克的話來說，無異于“大海撈針”，有時，他們不得不借助一些“笨”方法。

在一個與泰坦尼克號有關的網站中，一位ID為Tom K Fong的網友，自稱是幸存者Fang Lang的后代。只是當時這個ID已經注銷。羅飛團隊變換不同郵箱后綴給這名網友發郵件。兩周后，他們收到了回復，并在美國威斯康辛州見到了Tom(中文名“方國民”)。方國民向施萬克展示了他父親的照片，并聲稱Fang Lang的真名其實叫方榮山，是自己的父親。

“我們跟方國民交流完，施萬克在車里對我說，他相信這個故事。”羅飛回憶道。

三個名字 互為印證線索牽出真相

泰坦尼克號撞上冰山后，Fang Lang沒能登上救生艇，落水后，他把自己綁在一塊門板上，最終被唯一返回的14號救生艇救起。這也成為電影《泰坦尼克號》中露絲獲救的靈感來源。

Fang Lang使用過多個名字。在方國民的口中，他叫方榮山；在老家人的記憶里，他的名字是方森；在登上泰坦尼克號時，他的名字是“Fang Lang”。

臺山籍華僑李大川對此并不奇怪，他也是這部影片的志愿研究者。李大川對南方日報記者說，在那個年代，很多華工有兩個名字，一個是乳名，一個是成年后的名字。

施萬克說：“最早我們知道泰坦尼克號幸存者名單上有一個人叫Fang Lang，后來知道還有一個人叫方榮山(方森)，我們要把這兩個故事、兩個名字合起來互相證明。”

而進行互證的其他線索，指向江門臺山。

江門是中國著名僑鄉，目前海外有400多萬江門籍華僑，而臺山更是擁有悠久的出洋謀生歷史，從18世紀起，就有不少臺山人漂洋過海，在歐美、南洋等地討生活。

羅飛團隊在研究中發現，這些中國幸存者是在香港找到工作的，這有理由相信他們來自香港附近，進一步的調查則顯示，他們可能就來自江門臺山。

從2016年起，羅飛去了臺山四次，陪同他一同前往的還有李大川。李大川主要負責臺山方面資料的搜尋和尋找幸存者的親屬，他說，遇到的最大難題一方面是年代久遠，另一方面是要從“很不可靠”的資料中找尋出可跟蹤的線索。

在臺山找人，羅飛也總結了一些竅門，比如在下川島，姓方的或姓李的村子沒幾個，“很明顯，姓方的就住在這個村，姓李的住在那個村”。團隊借助翻看族譜，查閱檔案館、博物館的資料，咨詢當地歷史學家等，鎖定了Fang Lang有可能生活的村子。

2018年，羅飛團隊前往臺山正式拍攝，拍攝中，一個意料之外的情節出現在鏡頭中。在與施萬克的交流中，方森的侄孫很自然地主動談及，方森曾給他寄過一首打油詩：“天高海闊浪波波，一條棍子救生我，兄弟有三四個，抹干眼淚笑呵呵。”

這首簡潔又押韻的小詩，讓施萬克心中一顫：“與方森從水中被救起的情況一模一樣，這肯定是方森自己寫出來的詩。”在他看來，這首詩含蓄講述了那段不為人知的逃生經歷。

這讓羅飛團隊更加肯定，方森就是方榮山，就是那位最后獲救的中國人Fang Lang。

一個故事 到老仍在給家鄉寄錢的人

根據多方資料，羅飛團隊拼湊起了Fang Lang的一生。

泰坦尼克號海難之后，由于美國《排華法案》等原因，他無法入境。后來，他在一艘運輸水果的貨船上工作了8年，又偷偷非法入境美國。直到花甲之年，Fang Lang才以“方榮山”的名字獲得美國的合法身份，能夠結婚。他的妻子也是中國人，比Fang Lang小40多歲，但婚后不久兩人便離婚了。

對于自己曾在泰坦尼克號上的經歷，Fang Lang極少談及。前妻也說，他是個神秘的人。

方國民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不知道父親的人生故事，以及父親與那場海難的淵源。直到后來有親戚告訴他：“你的父親當時在泰坦尼克號上。”

為什么父親不告訴他？施萬克分析，這種謹慎或與Fang Lang的“偷渡者”身份有關。

1882年實施的《排華法案》，是美國通過的第一部針對特定族群的移民法。該法案實施后，美國國內對華人的憎惡愈演愈烈，在美華人很少有機會與家人重聚，也很難在新家園開始生活，許多華人因種族不同遭到殘酷毆打，工作受到不公平待遇。

泰坦尼克號海難發生后，美國媒體對6名中國幸存者的報道中也充斥著偏見與指責，“中國人男扮女裝登上救生艇”“中國苦力偷偷藏在救生艇中逃過一劫”……

羅飛說，“他們一直面臨種族主義歧視，他們害怕被趕走，害怕影響自己的工作和家庭，所以在美國很少提起這些事。”

即便離開家鄉多年，方森時常會給廣東老家的親戚寫信，講述自己的生活，信中會提到“上周去了醫院”，還會給家里寄照片或寄錢。

在臺山親人的口中，方森在海外活得比較光鮮。

“他們在中國的親戚，覺得他出國了，肯定掙很多錢，生活很愉快。”施萬克說，事實并非如此。

方森的前妻向施萬克分享過當初結婚時的一個細節。當她搬去方森的住所時，被那份寒酸“驚嚇”到了，“到了那里，她才發現他不是個很有錢的人，他住在一個小房間里，職業是服務員。”

施萬克覺得，方森是個很矛盾的人，“他不告訴親兒子他的個人歷史，但與遠方的親戚會敞開心扉。你想想，他一直當餐廳服務員，能賺多少錢？但每次寄信，都會說這10美金給誰，或者多少錢給誰。”

羅飛分析，很多華人搬到美國后，出于對家鄉人的責任感以及對家鄉的情感牽絆，認為寄信、寄錢是應做的事。

“臺山的很多建筑都是由華僑捐贈的，他們到海外就是為了賺了錢就回鄉娶妻生子建屋，他們只當自己是‘路過的人’，大部分人沒有意愿在海外傳宗接代。”李大川說。

六人幸存 他們的求生經歷堪稱奇跡

在羅飛團隊的努力下，登上泰坦尼克號的幾位中國乘客，不再是名單上用英文拼寫的名字。

根據調查結果，Lee Ling和Len Lam因海難離世，其余六人幸存。

李大川說，“有99.9%的可能性，能判斷六位幸存者是從臺山出去的。”

因各種各樣的原因，相比Fang Lang較為明晰的人生故事，其他幸存者仍是面目模糊的樣子：在劫后余生中，Lee Bing輾轉移民到加拿大，還在那開過一家咖啡廳；Ah Lam和Ling Hee仍在繼續做船員，但前者1920年被遣送回香港后消失，后者同于1920年在印度失聯。Chang Chip在后續某次航行中染上肺病，很快病死在倫敦，這距離他從船難中逃生還不到兩年。還有一位Cheong Foo，因同音的名字實在太多，目前仍未確認他的身份。

拍攝《六人》，羅飛和施萬克遇到了太多不認可和反對的聲音。

有人認為這項工作難度太大，要找到100多年前的6個人“根本不可能”。有人認為，這6個人的幸存故事已被下了定論，堅稱他們逃生的經歷“不道德”。還有人揣測羅飛和施萬克拍這部紀錄片是為了美化這個故事。

施萬克不想否認那些已經成為定論的研究，但也不想一味接受。他只是想“重新看一下，客觀地看一看”。

這次海難中幸存下來的6名中國人，他們的求生經歷堪稱奇跡——這起人類史上最大海難的生還率僅有31%，中國乘客的生存率高達75%。

船沉沒的瞬間，真相也沉沒了，只剩下不同人的想象。

關于登上C號救生艇逃生的4名中國人，當時一種被廣泛報道的說法是：他們是假扮女人逃進救生船，藏在椅子下方，并擠占了女性與孩子的逃生艙位。

施萬克1:1還原了4名中國幸存者跳上的C號救生艇，由4名學生模擬幸存者，像報道所說的那樣藏在座位底下，結果發現非常顯眼，“根本不可能沒人發現”。

在重新梳理了相關報道后，羅飛發現對中國幸存者有上述指責與猜疑的，均為美國人、英國人。

影片拍攝期間，施萬克體驗了在冷水里浸泡和漂浮的過程。沉船當晚的水溫在0攝氏度左右，由于太危險，實驗人員將水溫設置在了12攝氏度。泡在水里沒多久，施萬克就四肢僵硬，渾身止不住地顫抖。

施萬克分析：“方森在水里最多能堅持二三十分鐘，超過這個時間，基本上就不能動彈了。然后，他用繩子將自己綁在木板上，堅持的時間能更久一些。”

中國乘客75%的高生還率，是讓他們成為眾矢之的的原因之一。李大川說，這6名中國幸存者有可能是漁民出身，“本身水性很好，同時年紀輕輕就到外面打工，相比船上的達官顯貴，生存能力和求生能力更強。”

羅飛覺得，除了幸運，中國人骨子里的冷靜機變，不到最后一刻絕不放棄求生的希望，讓他們得以生還。

《六人》的主線是尋找這6名中國幸存者，那個時代中國勞工在海外的境遇等歷史背景穿插其中。

電影《泰坦尼克號》的導演詹姆斯·卡梅隆說，《排華法案》是特別針對中國人設置的，“成千上萬的中國工人在美國修建鐵路，他們被當做廉價勞動力被剝削了這么久，但因為《排華法案》，突然中國人不能來美國了。這應當加在我心中的美國暴行清單上。”

對方森他們而言，那場海難就像一個黑色幽默，改變了他此后的人生軌跡。   

“木屋拘留幾十天，所因墨例致牽連，可惜英雄無用武，只聽音來策祖鞭……”這是刻在美國天使島國家公園墻壁上的一首詩。這里曾是移民處理站，很多中國移民在這里被遣返回國。方森寫的那首小詩和這些詩一樣工整，但多了一絲云淡風輕。   

施萬克發現，泰坦尼克號沉船后死里逃生，對他們而言還不算是最大的人生災難，這些中國幸存者一生歷經坎坷，卻始終隱忍前行。“這份永不放棄的態度，對生命的熱愛與執著，讓我們敬佩。”羅飛說。    

困頓生活里的微光，仍閃現在紀錄片中。抹干眼淚，笑面苦難，是海內外中國人共同的人生信條。    

李大川說，他認識的很多老一輩臺山華僑的人生“都充滿故事”，“他們面對困難都比較能適應，并勇敢去挑戰困難。”  

出于“讓更多人知道泰坦尼克號背后這段真實歷史”的考量，詹姆斯·卡梅隆擔任了《六人》的監制，出鏡接受了采訪，他還與福克斯溝通獲取原片版權，讓《泰坦尼克號》被刪減片段得以在中國銀幕上呈現。    

這段被刪減片段顯示，一名說著廣東話的中國人從海上漂浮的板子上獲救，救起他的，是14號救生艇指揮官羅威。   

《六人》的片尾，方森的兒子方國民與羅威的孫子見了面。由此，兩人因前輩們的命運連在了一起，父輩們的故事也終于被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