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代表團梅園新村紀念館，位于南京城東長江路東端的梅園新村街道兩旁。中共代表團在這里住了10個月，濁浪排空的歷史洪流在這兒只是打個漩渦，但卻留下驚濤拍岸、壯懷激烈的一筆。

如今70多年過去了，斯人遠去，星漢燦爛，只有院子里那兩棵柏樹，還有那棵垂絲海棠和幾株石榴、葡萄、薔薇，依舊生機盎然，綻吐芬芳，穿越時空，光照千古。

1946年11月12日，周恩來在梅園新村設宴招待民盟代表。

“我住樓下， 給你們放哨！”

1946年1月，國民政府在重慶組織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經過中共和其他民主黨派的共同努力，通過了有利于和平民主的五項協議，讓剛剛經歷8年浴血抗戰的中國人民看到了和平統一、民主建國的曙光。

1946年5月，國民政府還都南京。5月3日，中共代表團在周恩來的率領下前往南京，繼續與國民黨談判。中共代表遷移南京前夕，周恩來面對重慶各界人士發表了感人肺腑的談話：“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為團結商談奔走渝延之間，談判耗去了我現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經談老了！多少為民主事業努力的朋友，在這樣長的談判中，走向監獄，走向死亡。民主事業的進程是多么艱難啊！我雖然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餒，我們一定要走完這最后而又艱苦的一段路。”

南京梅園新村原為汪偽政府房產，1945年8月日本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收繳接收后，撥給中共代表團使用。國民政府撥給的僅梅園新村30、17號兩處辦公用房。中共代表團入駐后感到非常局促，不夠用。由中共出資（35根金條），以廖承志夫人經普椿的名義購買了30號旁邊的35號，作為另一處辦公用房。即便如此，住房還是緊張，當時年逾花甲的董必武與夫人何蓮芝以及3個孩子一家5口，擠住在一間僅8平方米的小房間里。

周恩來和鄧穎超辦公兼臥室的30號樓上，是代表團的機要室和秘書室，三間低矮的小閣樓，伸手就能摸到屋頂，南京素有火爐之稱，夏天里面熱得像蒸籠。窗戶很小，通風不好，加上為了防止住在31號的特務偷聽偷看，閣樓窗戶日夜都用紅黑兩層窗簾緊緊遮住。最熱的時候，機要科的同志打來一盆涼水，把腳泡在水里解暑，他們就是在這種艱苦的環境中汗流浹背、廢寢忘食地工作。周恩來和鄧穎超十分關心同志們，經常上樓看望大家，送來菊花茶、綠豆湯，并把代表團唯一的一臺電扇送上樓給大家用。周恩來風趣地說：“你們是干保密工作的，要注意安全，我住樓下，給你們放哨！”

在南京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工作的同志先后有200余人，國民黨警察為了監視代表團的活動，對所有工作人員及其家屬都進行了登記、備案，每張卡片上寫著：戶主周恩來。

梅園新村在中共代表團入住前，國民黨當局在周圍安設了許多幽靈一樣的特務據點，對面的29號、22號，以及一墻之隔的31號都是特務監視站。除此以外還安排了許多流動特務，附近的“裁縫”“鞋匠”“黃包車夫”“算命先生”都負有特殊任務，負責跟蹤、盯梢來訪的客人。

郭沫若在《南京印象》中寫道：“梅園新村的名字很好聽，大有詩的意味。然而實地的情形和名稱完全兩樣。不僅沒有梅花的園子，也不自成村落……街道崎嶇不平，聽說特種任務的機關林立，仿佛在空氣里面四處都閃耀著狼犬一樣的眼睛、眼睛、眼睛。在這種環境中，30號會客廳角落里的那臺落地收音機發揮了很大的作用，每當代表團開會或有客來訪，隔壁的特務就會豎起耳朵聽，同志們就會把收音機打開，音量開得很大。”

國共雙方的談判桌從重慶挪到南京，前方激戰從邯鄲打到中原，國民黨當局自恃兵強馬壯、實力雄厚，擁有“美援”，和談只是迫于輿論，只是為了爭取時間，部署兵力，發動內戰。

民盟為中共代管財產清冊

和談大門完全關閉

隨著一些民主黨派和民主人士組成的“第三方面”調解宣告失敗。1946年11月15日至25日，國民黨召開一黨包辦的“國民大會”，國共雙方和談的大門完全關閉。

11月19日，周恩來、鄧穎超、李維漢等中共代表乘美軍飛機離開南京。留下副團長董必武全權負責“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的全部工作。

1947年2月28日，國民黨政府強迫中共駐南京、上海、重慶等地擔任談判聯絡工作的全體代表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

中共代表團進駐南京梅園新村的同時，決定在滬設立辦事處，為此租下上海市思南路73號、一幢四層的法式花園洋房作為辦事處。由于國民黨當局不允許掛“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的牌子，辦事處對外稱周恩來將軍寓所，簡稱周公館。

1947年3月1日，國民黨當局封鎖中共代表團駐上海辦事處周公館。“電話線亦被剪斷，中共人員完全失去自由，搜查時連世面公開出售之長波收音機兩臺亦被搜去‘代為保管’。”3月1日，國民黨當局封鎖周公館，董必武冷靜地主持了最后一次黨支部大會，布置好各項任務后，決定先期由上海撤回南京。據工作人員回憶：“3月1日晚上，除室內室外布滿特務外，武裝警察數十人復包圍周公館周圍，子彈上膛之聲通宵達旦，妄圖恫嚇我們。”

3月2日晚上9時，董必武和夫人何蓮芝、警衛員劉國安，以及董必武才1歲的小兒子董酉生（良翮）。三個大人每人穿一件米黃色綢面絲綿馬甲，里面縫了幾十根金條。劉國安在日記里寫道，董必武嚴肅地說：“這是黨的經費，是我們的戰士用鮮血從敵人手里奪回來的，萬萬不能丟呀！”

他們四人離開辦事處時，國民黨派了數十輛轎車、警車、摩托車，前呼后擁、左右開道，“護送”他們到火車站。上車后把他們安排在一節軟席臥鋪車廂里，那里的“旅客”全是特務。3日上午8時，火車抵達南京下關車站，他們一下車，那些“旅客”一個個露出了兇相，將他們四人包圍，特務竟然以手槍抵住他們胸膛。

董必武的警衛員劉國安原來是河北省武強縣游擊大隊的，機敏能干，有著豐富的戰斗經驗，他回憶說：“我看他們要劫持董老，立刻用自己的身軀把董老擋在后面。車站到處布滿了軍、警、憲、特。特務威脅我們，不準離開車站，并引我們到一間三面是玻璃窗的站房。怎么辦呢？我萬分焦急，我在站房一邊等候南京辦事處派車來，一邊考慮如何保證首長安全。一會兒，我透過玻璃窗看見辦事處的兩位司機正在尋找我們，我使勁敲打窗欞，隔著玻璃窗喊他們，但外邊聽不見，他倆漸漸走遠。”

就在這時，警察頭子出來了。董必武厲聲斥責：“是誰不讓我們走？憑什么理由不讓我們走？”警察頭子推托說：“這是上面的命令。”“上面哪個人的命令？是你們蔣先生的命令嗎？拿出來我看看！”董必武又說：“我們有辦事處，有事到辦事處去談嘛，你們這是阻礙我們行動自由，非法刁難我們。你們再無理取鬧，不讓我們走，我就在這里接見記者，發表抗議，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由你們負責！”

董必武大義凜然，警察頭子慌亂起來，忙改口：“你們的車還沒來，要走，得坐我們的車。”劉國安氣憤地說：“不行，我們的車已來了，為什么不讓我們坐自己的車？”劉國安請示董必武，由他出去叫車。董必武稍一猶豫說：“看來敵人早就安排好了，你出去要勇敢，不要怕！”劉國安不顧一切沖出站房去喊中共南京辦事處的司機。

此時，一群特務圍了上來，不讓他和司機接近，硬讓坐他們的車。劉國安急中生智，提出叫兩輛出租汽車。誰料到出租汽車的司機也是事先布置好的特務，根本不按董必武指定的路線走，而是緊跟前面兩輛特務的車行駛。當董必武一行坐的車經過車站門口時，劉國安不由分說地打開車門玻璃，高聲呼喊南京辦事處司機的名字。

回到辦事處時，南京辦事處的司機告訴劉國安：“聽到您呼喊，我們一輛車跟著你們，看特務要把你們拉到哪里去，另一輛車趕快回辦事處報信。”國民黨特務見事已敗露，只得撤退。

張治中（右四）、邵力子（左一）為撤離的董必武送行。

告別“周公館”

3月3日清晨，中共代表團上海聯絡處最后一批工作人員由《文匯報》《聯合晚報》記者為他們攝影留念后告別了“周公館”。他們幾乎留下了全部財產，從周恩來乘坐的轎車到西裝領帶，從辦公桌椅到鋼筆糨糊，從成箱成匣的山東解放區“四美德”牌紙煙，到洗凈補好、折疊整齊的衣襪被單，樣樣俱全、應有盡有。董必武還特地關照即將來上海的民盟中央委員馮素陶，請他將擺放在“周公館”客廳里一個配有木架、玻璃罩的淡綠茶色如意轉交沈鈞儒。

3月4日，周恩來致電民盟主席張瀾，商請民盟代為保管中共代表團在京、滬、渝、蓉、昆五地的財產。民盟方面就此事于日內延請律師造冊接受。

3月6日，中共代表王炳南為委托民盟保管京滬渝蓉昆等處遺留財產緊急聲明：

本黨在上述各地代表及工作人員，因政府限令撤退，所余聯絡機關報館及分銷處之房屋物資器材及交通工具，悉數委托中國民主同盟全權保管，業于三月五日簽訂契約，先將南京各種財產造冊點交，并請林秉奇律師作證，除分函政府各有關機關外，特此登報聲明如上。

中國民主同盟中央常務委員兼宣傳部部長羅隆基代表民盟接受委托，并公開發表了緊急聲明。

3月10日，延安《解放日報》對我京滬人員被迫撤退經過進行了報道：

南京中共聯絡處于廿八日接獲國民黨首都衛戍司令部強迫撤退命令后，即遭國民黨特務嚴密監視，特務們行動之放肆與無恥可謂已達于極點，充分表示出蔣介石決心破裂十年來國共聯系，最后關死和平談判之門。

南京中共代表團所在地梅園新村十七號及三十號，原在特務重重包圍之中，緊靠這兩號房子大都是特務機關和化裝的特務住所，不過過去還比較用隱蔽方法。二月廿八日以后，特務行動變本加厲，南京衛戍司令部與警察廳嚴令所屬特務對中共聯絡處人員一律盯梢，且每日皆有恐嚇電話打來。

中共聯絡處門外，經常有汽車七八輛及機器腳踏車八九輛，特務三四十人停留門前，每逢有人自聯絡處乘車外出，即有汽車跟隨，如中共車中有三人，特務即跟上三個車子。

新華社電訊稿已被禁止外送至各訂戶，來訪之各報記者每次必受盤詰，有數位記者曾被帶至鐘風里臨時設立的特務指揮所盤問。三月二日王炳南氏訪問司徒雷登時，特務車子也開進美大使館前院監視。王訪問邵力子時，特務竟然一同進內并同坐客廳。

五日聯絡處在京市大集成餐室宴請外籍記者時，即有與主客相等之特務廿余名在房廳外徘徊，且高聲叫囂。在梅園周圍監視之特務，每日均非常小心地檢查房內傾出之垃圾。

南京中山路《新華日報》辦事處四五兩日曾有特務至門市部搶書，并唆使流氓以石頭猛擊門窗。南京宣揚法西斯的《救國日報》則經常派人強迫將貼報處之《新華日報》撕去，而貼上極端反動的《救國日報》。

聯絡處人員二日及七日分批離京返延之時，每一汽車前后均有大批武裝特務乘車押送。人員行李均遭無理搜查，新華社之收音機被借口“違禁品”加以沒收。

七日至機場送別之中國記者數十人，在機場進口處亦被迫登記姓名住址及報館名稱，據悉一向因公常到梅園采訪之新聞記者與社會人士，均已開入黑名單，準備最近期內加以逮捕。

“再會之期，當在不遠”

3月17日，民盟中常委沈鈞儒、羅隆基前往國民黨上海警備司令部，與上海市警察局長兼淞滬警備司令部司令宣鐵吾洽談接管中共在滬財產事項。兩天后，原中共代表團駐滬辦事處財產由民盟接受代管，從此“周公館”成為民盟總部機關辦公場所。

國民黨當局并沒有因中共代表團的撤離而放松對“周公館”的監視，每到夜晚，“周公館”對面那座原上海婦幼醫院的大院樓房內便透露出燈光。每當“周公館”有人進出，那座大院便有人伸頭窺視。大院東端的十字路口，有兩個焊鐵壺、配鑰匙的“小販”。只要“周公館”稍有動靜，他們即停下手中活兒，鬼頭鬼腦地張望。這倆“小販”常常調換，時而是背刺青龍的大漢，時而是拱肩縮背的人物。

10月25日，由民盟代管的上海周公館等處均由警察查視。10月27日，國民黨政府內政部發言人宣布民盟為“非法團體”。10月30日，上海警察局派員接收民盟代管的中共在滬房產。

中共駐南京、上海辦事處代表先后被迫撤離，周恩來在向朋友們告別時信心百倍地說:“我們一定會回來的！”董必武對前來送行的朋友們說：“再會之期，當在不遠。”

兩年后，中共就回到了南京、上海。

1949年南京解放后，梅園新村被南京市政府妥善保護。1961年，初步建成梅園新村中共代表團辦公原址紀念館，并對內部開放。1977年11月，中共南京市委將紀念館定名為“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梅園新村紀念館”。1978年11月，紀念館對外開放，楊尚昆題寫館名。1996年11月，被國務院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6月被中共中央宣傳部公布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

位于上海思南路73號、71號的周公館，1959年5月被上海市人民委員會公布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1979年2月，經中共上海市委報請中共中央批準同意，修復舊址、恢復原貌、建立紀念館。1982年3月，紀念館實行內部開放。1986年9月，對外開放。2019年10月，被列入第八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作者單位：江蘇省政協文化文史委員會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