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周恩來的精心安排下，李宗仁及夫人遠渡重洋，于1965年7月18日安全歸國，受到毛澤東、劉少奇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各民主黨派負責人、無黨派知名人士及國民黨起義將領的熱烈歡迎，對海內外愛國人士產生很大的觸動。

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國開始轉入全面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對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進行了艱辛探索，取得了重大成就。

這一時期，中國人民民主統一戰線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中國共產黨據此比較系統全面地推進統一戰線工作。這一時期，由于黨領導社會主義建設的經驗不足，出現了“左”傾錯誤，經歷了曲折的發展過程。統一戰線也在全面推進、探索總結中曲折發展，為克服困難和糾正失誤做出了持續努力。

豐富了統一戰線理論方針和政策

從1953年起，黨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對民族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工商業，有計劃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并于1956年基本完成。

1956年4月25日，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論十大關系》的報告。報告確定了一個基本方針，就是努力把黨內黨外、國內國外的一切積極的因素，直接的、間接的積極因素，全部調動起來，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報告在論述黨和非黨的關系時提出，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要“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關于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報告指出，要著重反對大漢族主義，同時也要反對地方民族主義。

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大會對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后統一戰線的理論、方針、政策等作了比較全面的論述。會議闡明了國內社會階級關系的歷史性變化；闡明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存在和發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明確了統一戰線工作各個方面的任務。會議指出，繼續鞏固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會議要求，必須繼續貫徹執行團結、教育、改造知識分子的政策；必須繼續加強對于民族資產階級的工作；必須繼續團結少數民族的上層人士、宗教界的愛國人士和有各種社會影響力的愛國人士，繼續團結國外各地的華僑；必須按照“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繼續加強同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會議強調，共產黨員都必須負責建立起同黨外工作人員合作共事的良好關系。

1957年2月27日，毛澤東在有1800多位各方面人士出席的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發表了后來題目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重要講話。講話強調，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并闡述了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這些方針政策，接續了《論十大關系》和“八大”精神，基本指導思想是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盡可能將消極因素轉變為積極因素，為正確認識和處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內部矛盾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實踐中調整統一戰線內部各種關系

為了進一步分析研究統一戰線內部的各種矛盾，中央統戰部于1957年3月21日至4月4日，在北京召開了第八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會議系統分析了包括工人階級與資產階級、民族問題、宗教問題等同統戰工作有著直接關系的幾個重要矛盾，并提出了三點意見：一是要從6億人口出發，實行統籌兼顧、適當安排的戰略方針；二是要加強思想工作，提倡學習馬列主義；三是要貫徹“放”的方針，鼓勵黨外人士唱對臺戲。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了《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5月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繼續組織黨外人士對黨政所犯錯誤缺點展開批評的指示》。此后，中央統戰部多次召開會議，邀請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提意見。其中，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員胡子昂提出黨群關系“敬而不親，親而不密”問題；民革中央常委劉斐等批評“以黨代政”問題；民革中央副主席熊克武等批評立法工作落后問題；民革中央副主席張治中在書面發言中談及中共與黨外人士關系，建議從思想認識上解決問題，從制度上求得保證，從生活和交往上培養感情，從加強學習、宣傳教育和檢查工作上貫徹政策。

1957年12月2日至26日，第九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召開。會后下發的關于人大、政協人事安排的文件規定，在下屆各級人大、政府、政協中，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士所占比例，仍按上屆的規定基本上不變，從而穩定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基本格局。

在經歷了“反右”“大躍進”以及一系列“左”的錯誤后，出現了形式主義、虛假浮夸的現象。為了扭轉統一戰線工作中的錯誤傾向，1958年7月1日至22日，第十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提出統戰工作應該貫徹“弛”的方針。各級黨委、各級統戰部門，凡有統戰對象的單位，都要像對待自己的工作人員那樣，耐心地幫助教育他們，讓他們在各種實踐中得到鍛煉改造。會議確定的統戰工作要轉移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方向上來，團結和推動民主黨派、知識分子、工商界投身于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實踐，并在這種實踐中繼續踐行自我改造的方針政策，對當時統一戰線工作有著積極的意義。

1962年4、5月間，第十二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指出，必須進一步調整統一戰線內部的各種關系，發揚人民民主，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團結一切愛國的人們，充分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共同克服困難，爭取社會主義建設的新勝利。

實招見成效 愛國統一戰線進一步鞏固

為了滿足廣大民主黨派成員、無黨派民主人士政治學習和理論學習的要求，在毛澤東、周恩來的直接關懷下，1956年10月，中央社會主義學院在北京創辦，作為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的“高級黨校”。

1959年9月17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摘掉確實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決定在新中國成立10周年的時候，摘掉一批確實改造好的右派分子的帽子，今后還將分批分期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從1959年至1964年，先后五批摘掉約30萬人的右派分子帽子。

1959年9月1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討論并通過毛澤東關于特赦國民黨戰犯的建議。12月4日，杜聿明、愛新覺羅·溥儀等33名戰犯被首批特赦。此后至1966年，共釋放戰犯296名，獲得了國際上的好評。

1959年底，民建和全國工商聯召開全國代表大會。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在會前和會議過程中，多次建議應該采取和風細雨的“神仙會”的辦法開會。這樣，與會的工商界人士逐步解除了顧慮。此后，“神仙會”在各民主黨派的中央會議上得到推廣。

1962年3月，全國科學工作會議在廣州召開。陳毅在會上宣布：給廣大知識分子“脫帽加冕”，即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1962年3月，周恩來在二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和全國政協三屆三次會議上的工作報告中，又一次鄭重宣告：知識分子中的絕大多數，是屬于勞動人民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建設的各條戰線上作出了寶貴的貢獻，應該受到黨和人民的尊重。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時期，國家一直沒有忽視臺灣問題的解決。不僅明確了和平解放臺灣的方針，還寬大處理國民黨戰犯，促成國民黨軍政人員回歸大陸，使愛國統一戰線得到進一步鞏固。

推動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變革

隨著民主改革的完成，各少數民族地區先后進行了農業、畜牧業和城市私營工商業以及手工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少數民族地區的農業地區社會主義改造，大致和漢族地區相同，大多經歷了從互助組、初級社到高級社的發展過程，進行得比較平穩、順利。對牧區畜牧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根據不同對象采取區別對待的政策和措施。到1956年底，少數民族廣大農村的社會主義改造，除西藏以外都已先后完成。

中央統戰部于1958年5月和9月，先后在青島召開了回族伊斯蘭教問題座談會和藏語系佛教問題座談會。會議提出，沒有宗教制度的改革，中國社會制度的改革就是不完全的，真正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也是不可能的。

1958年12月，中共中央轉批國家民委黨組關于當前伊斯蘭教和喇嘛教工作問題的報告。正式提出了廢除宗教中的封建特權和封建剝削制度問題，提出了改革的內容和政策界限，即廢除宗教的一切封建特權，包括寺廟私設法庭、監牢和刑罰，干涉民事訴訟，擅自委派部落頭人、阿訇，私藏武器，干涉婚姻自由，壓迫歧視婦女以及干涉文化教育事業等。

經過民主改革，廢除了在宗教掩蓋下的封建特權和封建剝削制度，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

1959年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在外國勢力支持和唆使下，發動了全面武裝叛亂。3月20日，人民解放軍駐藏部隊對叛亂武裝發起反擊。3月28日，國務院發布命令，宣布自即日起，解散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職權。西藏地方政府的解散，標志著西藏延續了700多年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的滅亡。1961年底，全部肅清了西藏境內的殘余叛亂武裝，取得了西藏平叛的最后勝利，有效地維護了國家統一和人民的利益。

叛亂發生后，西藏廣大人民要求推翻封建農奴制度的愿望非常強烈。中央提出了邊平叛邊改革、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地區暫時緩改的方針。改革中要充分照顧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繼承和發揚藏族的優秀文化。

西藏的民主改革從不同地區的實際情況出發，對農區、牧區、寺院等采取了有所區別的政策。到1960年10月，西藏地區的民主改革基本完成。民主改革廢除了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度，解放了百萬農奴和奴隸，開創了西藏人民當家作主的新時代，實現西藏社會發展史上最廣泛、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