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期間毛澤東同與會代表合影

194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隆重舉行開國大典，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莊嚴宣告成立，長安街上紅旗如海、歡呼如潮，揭開了中國歷史的新篇章。

在共同綱領指導下，中國共產黨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成為掌握全國政權、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執政黨。新生人民政權將如何邁向前方？這個全世界都沒有答案可以借鑒的命題，等待中國共產黨來回答。

1949年10月至1956年9月，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迅速恢復國民經濟，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歷史性轉變。在這一偉大進程中，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在三大運動中鞏固與發展

新生人民政權面臨著錯綜復雜的國際環境和國內形勢。

1950年6月25日，朝鮮內戰爆發，美國悍然出兵朝鮮進行武裝干涉。在中國人民志愿軍入朝作戰的同時，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表現出了高度的反帝愛國熱情。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積極參加全國人民抗美援朝運動的統一領導機構——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反對美國侵略委員會，在全國掀起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運動。

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國民主促進會等皆建立了捐獻運動委員會，積極進行捐獻工作。民建中央副主席胡厥文除將自己資財捐獻國家抗敵之用外，還將兒子送到朝鮮前線參加戰斗。

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空前鞏固，早已寫下序章。

1950年3月，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這是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許多新情況新問題需要研究，致使原定半個月的會議實際開了一個半月。

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共產黨內出現的“左”的關門主義傾向，嚴重阻礙統一戰線工作的開展，成為新中國成立初期鞏固和發展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

會上，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作了題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新形勢與新任務》的報告。毛澤東主席聽取了會議情況的匯報，針對會議中反映出來的問題，作出“對于民族資產階級是有斗爭的，但必須團結它，要采取既團結又斗爭的政策以達到團結它共同發展國民經濟之目的”等重要概括，把統戰工作的重要性提到了一個新的戰略高度。

第一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具有繼往開來的意義。

6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黨的七屆三中全會。毛澤東發表《不要四面出擊》的重要講話，指出：全黨都要認真地、謹慎地做好統一戰線工作。要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把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團結起來。不要四面出擊、樹敵太多，造成全國緊張。

黨的七屆三中全會為全面實施共同綱領規定了明確的戰略策略方針和行動綱領，也給民主人士吃了“定心丸”。在黨領導人民開展的抗美援朝戰爭、土地制度改革和鎮壓反革命三大運動中，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經受了重大考驗和鍛煉，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

“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寫進憲法

經過3年艱苦奮戰，新中國恢復和發展了國民經濟，新生的人民政權得到了鞏固。

在普選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之前，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行全國人大的職權。各民主黨派的代表人物在中央人民政府及所屬各部門中擔負各種職務，直接參與國家事務的管理。中共中央要求共產黨員在政府工作中，一定要同黨外人士溝通政策思想，要使他們有職有權，做到“一份職務，一份權力，一份責任，三者不可分離”。

1952年12月，全國政協常委會舉行擴大會議，就中國共產黨提議定期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問題交換意見。會議認為，新中國成立之初由全國政協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過渡時期已經過去，我國即將進入大規模的經濟建設新時期，為適應這一新時期的國家任務，必須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為此，應開始進行起草選舉法和憲法草案等準備工作。

為了在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時，能繼續充分發揮民主人士的作用，根據中央精神，1953年6月25日至7月22日，第四次全國統戰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認為，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實行，決不意味著要削弱統一戰線，而是更應使之鞏固和加強。在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實行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不再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它作為統一戰線組織將繼續存在。

1954年9月15日，中南海懷仁堂，當毛澤東主席和朱德、劉少奇、宋慶齡、李濟深、張瀾、周恩來、林伯渠、董必武等在主席臺上出現時，全場響起了經久不息的掌聲。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隆重舉行。

參加大會的人民代表均是在普選基礎上產生的。在全國人大1226名代表中，共產黨員668人，占54.48%，黨外人士558人，占45.52%。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權，仍然是人民民主專政政權。

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闡明：“我國人民在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偉大斗爭中已經結成以中國共產黨為領導的各民主階級、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今后在動員和團結全國人民完成國家過渡時期總任務和反對內外敵人的斗爭中，我國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將繼續發揮它的作用。”

國家根本大法既肯定了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性質、地位、作用，又為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的鞏固和發展提供了最根本的法律保證。

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以后，人民政協職能隨之發生轉變。1954年12月21日至25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舉行，通過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章程》《關于第一屆全國委員會工作報告的決議》以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宣言》。這次會議解決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召開后人民政協的性質、地位、作用和任務的問題，解決了政協與人大、政府機關之間相互配合的關系問題，解決了加強統一戰線和人民政協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問題。

“究竟是一個黨好，還是幾個黨好？現在看來，恐怕還是幾個黨好。不但過去如此，而且將來也可以如此，就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1956年4月，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講話，在黨與非黨的關系方面，首次提出了“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他還指出：一切善意地向我們提意見的民主人士，我們都要團結……這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比較有利。

“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方針的提出，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的基本格局在社會主義條件下的進一步確立，為正確處理中國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實行合作共事奠定了理論基礎。

從新民主主義邁向社會主義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的共同綱領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專政國家。在共同綱領指導下，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采取利用和限制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政策，使私營工商業在短期內恢復了生產經營，并初步建立了社會主義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之間的聯系。

“中國怎樣從現在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去？”經過3年艱苦奮斗，中國的發展面臨著新的形式和問題。1952年9月，毛澤東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提出：現在就要開始用10到15年時間基本上完成社會主義改造，而不是10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以后才開始過渡。

這個大致設想，為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破題。

李維漢率領調查組先后到民族工商業比較集中的武漢、南京、上海等地進行調查研究，向黨中央和毛澤東報送了《資本主義工業中的公私關系問題》調查報告及有關說明的報告，受到黨中央、毛澤東的高度重視。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逐步實現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并逐步實現國家對農業、對手工業和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1953年12月，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完整表述最后確定下來。

1953年10月23日至11月12日，在貫徹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過程中，中華全國工商聯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召開，宣告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正式成立，陳叔通當選為主任委員。

會議經過對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學習和討論，讓大多數人受到了教育。黃炎培在大會發言中說，在過渡時期，資產階級只要接受改造，將是“風又平，浪又靜，平平安安到達黃鶴樓”“到社會主義都有一份工作，有飯吃”。他的話博得與會許多代表的贊賞。

在社會主義改造期間，私營工業和公私合營工業提供的產值，從1949年的約70億元增加到1956年的191億元，增長超過1.5倍，為國家作出了貢獻。

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黨總結人民群眾的豐富實踐經驗，創造了加工訂貨、統購包銷、經銷代銷、公私合營等國家資本主義形式，使資本主義私有制逐步地過渡到社會主義公有制。采用多種組織形式逐步地向社會主義過渡，這是我國社會主義改造的一條獨創經驗。

陳云在1956年6月一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上評價說：“企業的私有制向社會主義所有制的改變，這在世界上早已出現過，但是采用這樣一種和平方法使全國工商界如此興高采烈地來接受這種改變，則是史無前例的。”

黨和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標志著黨領導全國人民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的歷史轉變，社會主義制度在我國基本建立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