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社重慶7月4日電 題：楊武能：為什么說中西文化交流的第四次高潮必將到來？

中新社記者 鐘旖

中西文化存在顯著差異，但83歲的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獲得者、自1980年開始研究中德文學與文化關系的楊武能日前在接受中新社“東西問”獨家專訪時指出，差異是交流的前提，而不是障礙。若無差異，中西方也就沒有了交流互鑒的必要。盡管當前受到多重因素干擾，但中西文化交流的第四次高潮必將到來。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提到中西方文化交流，大家首先想到的多是“西學東漸”“東學西漸”，在學界葆有旺盛的生命力，一直是學者們熱衷的研究對象，您如何看待這一文化現象？

楊武能：開宗明義，既曰交流，必定有“來”有“往”；中西文化交流的“來”，就是眾所周知的“西學東漸”。

近百年來，“西學東漸”是中國學界的熱門話題。它有多重要？我認為，沒有“西學東漸”就沒有現代中國。“西學東漸”給中國送來的不只是“賽先生”“德先生”(即科學、民主)，還有馬克思主義。馬克思主義的傳入，對曾經貧窮落后、苦難深重的中國更加珍貴。當下備受追捧的電視連續劇《覺醒年代》中，就有“西學東漸”的歷史再現。從學界而言，對“西學東漸”的研究值得久久為功。

歷史和現實都證明，文化交流絕非單行道，是有來有往，是來來去去、去去來來，不能只講“來”，還得講“去”。這也是我想強調的，“來”眾人已耳熟能詳。如今，中國學界觀察、思考的重點應擺在“去”字上。

“東學西漸”一詞套用于中國近代史上首位留美學生容閎一百多年前《西學東漸記》的說法，顯得生硬、勉強，缺少文采、美感和創意，有“東施效顰”之感。更重要的是，在學理上“東學西漸”命題欠嚴謹、準確。

何為東？中國的地理方位在東亞，但東亞還有日本、朝鮮等國，“東”不能等同于中國。還能提供佐證的是，在歐洲傳統意義上的“東”是“Oringt”(拉丁語，意中近東)，也就是阿拉伯世界，所以他們的東方學叫“Orientalism”，而不是我們熟知的“Sinologie”(漢學，近譯中國學)。所以，我從上世紀80年代便主張以“中學西播”稱謂形容中華文明對西方國家的影響。

中新社記者：在交流互鑒中，“中學西播”經歷了怎樣的過程？為西方世界帶去了什么？

楊武能：重新審視歷史，“中學西播”較“西學東漸”歷史長得多，而且影響更深遠，總體來看經歷了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是十七、十八世紀的歐洲啟蒙運動前后，德法等國家出現“中國熱”。其表現為西方國家刮起中國風“Chinoiserie”，上層人士爭相使用中國或中國風格的時髦物件，如瓷器、絲綢、折扇、日常器物等，更有甚者模仿中國人的生活習俗，熱衷翻譯出版關于中國的著述和中國經籍；積極研究中國的思想精神、文化學術和社會現實；假中國人之名杜撰諷喻現實的“中國文學”，如此等等。

在本次“中學西播”里，“主角”是孔孟儒學，媒介主要是十六世紀末開始來華的耶穌會傳教士，意大利人利瑪竇、閔明我，法國人金厄閣、杜哈德和德國人湯若望都是其中的佼佼者。此次“中國熱”的背景，可概括為文化交流間的“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當時的中國在政治、社會、精神思想等層面，都優于戰亂頻仍的歐洲。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學西播”迎來第二次高潮，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國家一度盛行問“道”之風。這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后歐洲出現精神危機，人們又有了到東方中國的智慧中求解的迫切需要。所以此次傳去的主要是老莊道學，主要媒介是德國漢學大家衛禮賢。

第三次高潮發生在1949年之后。以德國為例，先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德文縮寫DDR)之間，后在1972年與中國建交的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德語縮寫BRD)之間，以及1990年西東統一后的德國之間，中西文化交流掀起了前所未有的高潮。

特別是，新中國先后與東德(DDR)、西德(BRD)建立了外交關系，雙方的文化交流就不只開了窗口，而是鋪設了一條條平坦寬闊的大道，完成交流任務的已不是偶然的、自發的個人，而成了雙方政府部門和相關的團體和機構。包括中國的文化、教育、外事等部門，在德國有對應的機構、組織，還有各種基金會和民間團體都擔負起了組織和開展文化交流的任務。有了國家層面的加持，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三次高潮浩浩蕩蕩、轟轟烈烈。

中新社記者：您曾以跨文化學者身份往返中歐，見證了文化差異造成的“尷尬”。您認為，差異是障礙嗎？

楊武能：不可否認，中西文化交流是存在差異的。

1956年我考入西南俄文專科學校俄語專業，隨著1957年中蘇關系破裂，學俄語的人面臨“僧多粥少”的窘境，我只好轉學，離開故鄉東出夔門，進入南京大學改學德國語言文學。1978年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師從馮至教授研修德語文學，主攻歌德研究。

歷史上的中西文化交流的兩次“高潮”只是相對而言。這與時代發展下的物質基礎、人們的精神世界和意識覺醒息息相關。當時極少數知識精英自發、零星地做了一些事，開風氣之先的意義不可低估，但作用和影響畢竟有限。以中德兩國1972年建交后文化交流的“浩蕩江河”為例，前兩次“高潮”帶來的交流充其量是“涓涓細流”而已。

為何敢如此定義？我可以講講中西方學界的軼事。

1980年，受馮至教授指派，我擔任一個聯邦德國作家訪華團的翻譯和陪同。文化差異源于中國的官本位思維：代表團名義團長、組織訪華的是德國萊布尼茨學會的一位年輕人，也是訪問團導游兼領隊，合影時被安排站在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左手，而真正的大人物著名詩人恩岑斯貝格(Enzensberger)卻委屈到了第二排邊上。隨后的旅程就別扭不斷，大詩人和他的朋友不高興，便沒有了德國人引以為傲的Puenktlichkeit(守時精神)和Disziplin(紀律性)，導致中方每天晚上總結時都要商量對策。

文化差異天然存在，而沒有差異哪里還用得著交流互鑒？差異是交流的前提，而不是障礙。

1982年，由于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歌德與中國關系的論文，我受邀到海德堡大學出席“歌德與中國·中國與歌德”國際學術研討會。研討會由德高望重的海德堡大學漢學系主任德博教授(Prof. G. Debon)發起和主持，共同發起人是對中德文化交流卓有貢獻的加拿大麥吉爾大學華裔德籍教授夏瑞春(Adrian Hsia)。

研討會閉幕前，與會學者達成共識：會議對中德文化交流大有促進，兩年后將在南京大學舉辦下一屆。

當時，南京大學出于種種原因未能承擔會議。時任四川外語學院(現四川外國語大學)副院長的我“便撿了一個漏”，于1985年4月在重慶主持舉行了“席勒與中國·中國與席勒”國際學術研討會。

當時，那是中國外語界承辦的第一次大型國際學術會議。四川外語學院經過層層上報、申請、審批，最后一直報到了北京，拿到批件我也給剛結束訪華、對德中文化交流十分關心的時任德國總理赫爾穆特·科爾寫了一封信。令人驚喜的是，科爾總理非常重視，讓德國相關部門大力支持研討會，為中德文化交流史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從學界角度而言，海德堡和重慶舉行的研討會，側面證明了中西文化交流第三次高潮的聲勢和影響。究其原因，離不開社會進步，今非昔比的政治、經濟、科技水平。隨著國家強大，國際文化交流已然進入高速時代，前景廣闊。

中新社記者：您認為中西文化交流下一步路在何方？

楊武能：盡管有差異和尷尬，文化交流的大潮仍舊滾滾向前。文化差異造成的隔膜隨著交往增多、了解加深，都會克服和消除。畢竟文化之間的差異不是“主角”，文化的共性、人類的共情才是中西方交流互鑒的根本遵循。

時代洪流中，總體的、永恒的共同點是：人們既追求物質層面的滿足，也重視精神層面的富足；既重視安全保障和尊嚴，也向往自我發展、自我實現，都有著對更高層次美好生活的期待。前述“相同”決定了人類能相互理解，相互包容，也是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提。與之相比較，差異是微小的、局部的、暫時的。

中西文化交流的門會越開越大，路會越走越寬。盡管近年來，中西文化交流受到了政治差異干擾、意識形態影響，產生了些許“戒心”，溝通略有不暢，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習近平總書記致力倡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持續推動，中西文化交流的第四次高潮一定會來臨，且將比第三次更大、更高、更深層次。(完)

楊武能，雅號“巴蜀譯翁”，德語文學翻譯家，四川外國語大學前副校長，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兼文學院教授，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德國國家功勛獎章、洪堡學術獎金和世界歌德研究領域最高獎“歌德金質獎章”獲得者。楊武能從事德語文學翻譯60余載，譯有《浮士德》《格林童話全集》《少年維特的煩惱》等膾炙人口的作品。他從1980年開始研究中德文學與文化關系，出版有專著《歌德與中國》和Goethe in China。現任重慶國際交流研究中心主任、重慶圖書館榮譽館長、四川外國語大學歌德研究所名譽所長、西南交通大學榮譽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