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唐弢離開家鄉寧波到上海華童公學求讀。后因家貧輟學，考入上海郵局當郵務佐（揀信生）。1929年底到四川路橋堍上海郵政管理局報到，先在投遞組開箱臺工作，不久調到洋文翻譯臺。

工余，他常去東方圖書館、量才圖書館等處自學，廣泛閱讀古今中外書籍。在郵務工會圖書館，他經常聽老郵工講述上海郵工在三次武裝起義中的故事，在市商會圖書館，他多次與“左聯”成員林淡秋聯系，開始了他和上海郵政職工運動的淵源……

與地下黨人的交往

唐弢與中共地下黨員接觸是1930年左右開始的。

在投遞組工作時，對文學的共同愛好使唐弢與同事陸象賢成為至交。陸象賢是上海嘉定人，參加過上海護郵斗爭，曾任中共江蘇省委秘密出版機構上海北社社長。新中國成立后，任上海郵政工會主席、中國郵電工會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

唐弢曾介紹陸象賢到孔另境（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校長的華光戲劇學校任教，推薦其文發表在《文匯報》副刊《世紀風》上，并代辦《文匯報》特派記者證，為其赴臺灣開展工人運動提供方便。陸象賢將北社出版的《新民主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第三國際綱領》《論中國革命問題》等書籍送給唐弢。

陸象賢在《唐弢和工人運動》一文中提及：“洋文揀信臺的錢一鳴進郵局比唐弢早幾年，他認識的人多，把大革命時期擔任工會副委員長的蔡炳南（這時已被調到郊區周家橋支局）和參加過五卅運動、1929年因參加營救為紀念五卅慘案四周年示威而被捕同志的抗爭、被郵局開除的中共地下黨員沈孟先介紹給唐弢做朋友。”

1922年入黨的蔡炳南是上海郵電職工中的第一位中共黨員，與沈孟先先后擔任過中共上海郵務支部書記。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郵局地下黨負責人沈孟先請人做義勇軍作戰報告，聽眾是近30位店員、學徒，唐弢欣然參加，并在會后首次聽到《國際歌》，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20世紀30年代，上海不少工廠、學校、大商店均有讀書會，成為青年中較為流行的一種組織形式，當時中共地下黨組織普遍運用讀書會來團結發動群眾。

1932年底，唐弢在沈孟先的影響下，發起成立了一個讀書會，每期有店員、學徒和郵局工人六七人，讀高爾基的《母親》、法捷耶夫的《毀滅》、綏拉菲摩維奇的《鐵流》、魯迅的《吶喊》《彷徨》和《朝花夕拾》、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記》和林克多的《蘇聯聞見錄》等書。

唐弢自此開始接觸進步文藝，在魯迅的影響下開始文學創作。1933年他的第一篇散文《故鄉的雨》發表于《申報·自由談》，次年與魯迅相識并交往。他曾受讀書會成員的委托給魯迅寫信，請求介紹一些社會科學方面的日語學習書。魯迅幾次復函詳加指點，指導他在郵務工會開辦日語學習班，并贈給《準風月談》《偽自由書》及內山書店日文書籍目錄等。在魯迅和陳望道的幫助下，唐弢的第一本雜文集《推背集》于1936年由上海天馬書店出版，拿到書后他即寄贈魯迅并致謝。同年還應艾思奇之約，為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的刊物《新認識》撰文。

抗戰時期投身郵工運動

七七事變后，唐弢雜文的矛頭直指日本侵略者，寫下了《和敵人一起倒下》《中國在斗爭著》《粉碎敵人的計劃》等戰斗檄文，并加入了中國文藝界救亡協會。在郵局中工作的中共黨員的影響下，唐弢充分發揮其文學特長，熱心為工人運動服務。

1937年10月上海職業界救亡協會郵務組成立，為了推動郵工救亡運動的開展，創辦了一份《郵工墻報》。唐弢應郵政組的沈以行（中共地下黨員）之邀，在創刊號獻詩中寫道：“有如嘹亮的雁聲，劃破長空，帶給人們清新的感覺！”以綠色群雁作為報頭的《郵工墻報》共出13期，每期都轟動全局，嘹亮的雁聲表達了3000名郵工當年一吐夙愿的心情，收到良好效果。

1938年，唐弢在中共地下黨的領導下，積極參加了護郵斗爭。為發動郵政職工開展護郵斗爭，地下黨在投遞組成立了一個群眾性的外圍組織——互助組。唐弢為互助社刊物《驛火》題寫刊頭，并用筆名“馬前卒”發表了鼓動群眾斗志的詩篇：

驛站上的火把亮起來了，

在激蕩的風雨的中宵，

雖然比不上星月的皎大，銀河的長，

但你是從黑暗到黎明的橋梁！

你溫暖了旅人們的寂寞的魂靈，

千萬顆心向著一個光明，

在前進的行程中你幫著越過險阻，

指出了什么是泥潭，什么是路！

你照澈：荒淫、逸樂、茍安、無恥與悲歡；

你照澈：堅決的斗爭，不妥協的搏戰，在這里刻劃著你的唾棄與頌揚，起來！

你號召躲在幽陬里的力量！

嚴肅的生活下容不了優游，

群眾的力量匯成一條洪流，

在激蕩的風雨的中宵，

驛站上的火把亮起來了！

這首詩激勵了廣大郵工，郵局職工團結一致、斗志昂揚，使日偽指派接管的人員不得不暫時收斂。這次護郵斗爭取得了勝利。

同時唐弢還應聘到中共地下黨員巴人（王任叔，1926年入黨）主持的社會科學講習所和孔另境任校長的華光戲劇學校講授文學課程。當年他付出心血最多的工作是盡義務校對《魯迅全集》。1938年夏，魯迅逝世一年零10個月后，《魯迅全集》（20冊，600萬字）便在上海“孤島”奇跡般地全部出齊。這不僅為中華民族保留了一部最優秀的文獻典籍，更為抗戰中的人民及時提供了強大的精神武器。在復社出版《魯迅全集》的過程中，唐弢主動請纓，和中共地下黨員胡愈之（1922年入黨）、王任叔等幾乎天天見面，夜以繼日，為按期付印盡心盡力。

上海成為孤島以后，唐弢在郵局里利用工作之便，與地下黨同志商量決定，把信函直接交與擔任封發的工友手里，在封袋時直接裝入，以避開日本憲兵的檢查。他曾將鄭振鐸編寫的《玄覺堂叢書》、樓適夷編的《文藝陣地》和李健吾、傅雷、陸蠡、徐調孚、黃佐臨、石華父等著名愛國人士的信函和稿件安全寄往內地。日寇投降后，他冒著風險，租用專門信箱、利用“存局候領”業務，千方百計躲過國民黨中統、軍統分子的檢查，安全地收到一些重要信函和進步讀物。其中有陜北出版的《解放》《中國文化》《中國婦女》，單行本《論持久戰》《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蘇北出版的《江淮文化》，香港出版的《群眾》《北方文叢》等，以滿足上海人民對革命根據地和大后方出版的進步書刊的需要。

參與發起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

抗戰勝利后，唐弢積極參加上海郵局中共地下黨領導的爭取和平民主的群眾運動。其作品多揭露當局的反動與黑暗，同時也深寓對于光明未來的向往與渴望。

1945年9月8日，由唐弢、柯靈、劉哲民、錢家圭4人合辦的綜合性刊物《周報》問世。該刊反映民聲、順應民意，在黑霧重重下奮力為民吶喊，是反內戰、反饑餓運動中最早出版的民主刊物。

1945年12月，唐弢參與發起成立中國民主促進會。1946年6月，他在狄思威路719號（今溧陽路1269號）郭沫若府上首次見到周恩來，后來他常到思南路周公館聽報告，深為周恩來那清晰敏捷的思路、嚴謹的邏輯和驚人的記憶力所折服；他曾去周公館參加慶祝朱德60壽辰活動，創作《壽朱德將軍》詩：“將軍六十請長纓，白馬紅旗萬里營。相慰蒼生惟一語，只爭民主不爭城。”

1948年底，上海陰云密布，唐弢被告知已經位列郵局第二批黑名單的榜首，他晚上不能回家，只能四處流浪。郵局里同唐弢交往最多的一位地下黨員陸象賢在去解放區前，當面告知黨組織必要時會通知并帶他離開上海，同時文藝界黨組織負責人馮雪峰也與他取得聯系。在馮雪峰的領導下，他制作旗幟、寫標語，參與勸降駐郵局大樓的國民黨青年軍，與人民群眾一起滿懷歡欣迎接解放軍入城。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唐弢任上海郵政工會常務委員兼文教科長，主持工會宣傳工作，直到調離郵局為止。

1956年初，唐弢在上海實現了加入中國共產黨的夙愿。

（作者系寧波市江北區政協教文衛體和文史資料委員會原主任、寧波市政協文史委特邀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