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多次強調，創作者要深入生活，這當中至少有兩層含義：一是熟悉普通人的生活，更好地在創作中敘述他們的故事，表達他們的感情，塑造他們的形象。同時也包含著，作家創作，無論從語言還是風格，都應向民間語言和民間文學學習，以提高創作的活力。

作為詩人，毛澤東時刻關心中國當代詩歌尤其是新詩的發展。1957年1月14日下午，同詩人臧克家、袁水拍談詩歌創作問題。毛澤東說：我已經看了關于新詩舊詩爭論的文章。關于詩，有三條：（一）精煉，（二）有韻，(三)一定的整齊，但不是絕對的整齊。要從民間歌謠發展。過去每一時代的詩歌形式，都是從民間吸收來的。要調查研究，造成一種形式。過去北京大學搜集過民謠，現在有沒有人做？要編一本現代詩韻，使大家有所遵循。詩必須有詩意，要含蓄。我寫詞，因為詞比較自由，句子長短不等。不要在青年中提倡舊詩。現在看到的有些舊體詩較好，并不都好，有些不好。有些詩不好，在于需要注解，詩不宜多注解，不能依靠注解。魯迅寫了新體詩《野草》，不流行。他的舊體詩卻流行很廣。因為舊體詩的形式容易背誦記憶。我過去以為明朝的詩沒有好的，《明詩綜》沒有看頭，但《明詩別裁》有些好詩。明朝的詩里面，李攀龍、高啟等人的有些好詩。全集沒有看頭的，有許多詩是不好的，如李白、杜甫、李義山的全集，沒有多少好的，但少量的詩非常好。

從上面的談話可以看出，毛澤東經常在思考詩歌問題，而且不只是舊體詩，也包括新詩的發展。我們由此聯想到五四那一代作家，比如魯迅、胡適，他們的古典文學修養極好，舊體詩的素養極深，但為了新文學革命，也為了新詩的發展，他們不惜以打油詩的方式創作新詩。無論是胡適的新詩集《嘗試集》還是魯迅的《我的失戀》，其實意義和價值倒不在詩本身的詩意有多高多濃，而是他們用這種方式努力為新文學運動開路的做法讓人感佩。

毛澤東也是如此，他不但有著豐厚的古典詩詞積累，也時有創作詩詞的沖動，但出于對中國當代文學長遠發展負責任的態度，他又真誠、嚴肅地提出自己的文學主張，強調新詩才是發展正路。也就是說，對于傳統文化包括古典詩詞的理解和說法，與其本人的愛好、修養、追求，包括創作上取得的高度，經常是錯位的。從對社會尤其是對青年負責的角度，不提倡追求傳統的東西，尤其是不加辨別的情況下。但是就其自身來說，出身和學習經歷，以及藝術審美傾向，其實有很深的教養，舊體詩詞創作達到很高的水準。

毛澤東在談話中提到魯迅的《野草》。《野草》是散文詩集。這是介于散文與詩，兼有二者特點的文體。毛澤東認為魯迅舊體詩比《野草》更具傳播力是有道理的。當然，《野草》的藝術魅力越來越受到關注，也是事實。我去年完成了一部關于《野草》的專書《箭正離弦——〈野草〉全景觀》的寫作，深刻感受到《野草》不可替代的藝術魅力。而且也是在去年，一位大學本科生對《野草》的rap式演繹引來網絡熱議，充分證明，時間過了將近100年，也有不少讀懂《野草》、喜愛《野草》的讀者。

毛澤東對于新詩發展的展望，在當代新詩發展中的確也得到了印證。早在延安時期，李季的《王貴與李香香》，顯然是借鑒了陜北民間歌謠信天游的手法和格式。新中國成立后，賀敬之的《回延安》也一樣受到信天游的影響。同時，郭小川的詩歌創作在藝術風格上也有借鑒民間藝術的特點。在這樣的藝術氛圍中，產生了不少在社會上引起熱烈反響的新詩。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新詩一樣感風氣之先，發時代先聲。朦朧詩在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具有廣泛的影響。而我們今天回顧這一時期的詩歌，詩人們在廣闊的藝術視野里兼容并蓄，其中也一樣包含著向民間藝術學習的成分。比如舒婷的詩歌，在意象選擇和詩意傳達上，都可以讓人感受到古典詩歌意境的閃現。精練、有韻、一定的但不是絕對的整齊，毛澤東對新詩特質的概括，對于當今的詩人也同樣具有很強的啟示意義。

順帶說一句，那次在中南海與毛澤東主席談詩，給臧克家留下難以忘懷的記憶。臧克家之子臧樂安曾在一篇文章里引用臧克家的回憶文章，描述了這天接見的情景。臧老寫道：主席問：“你在北大教書？”“不是，我在作家協會工作”，我回答。接著他以贊許的口吻說：“你在《中國青年報》上評論我的詠雪詞的文章，我讀過了。”我趁機問：“詞中‘原馳臘象’的‘臘’字怎么解釋？”主席反問：“你看應該怎樣？”我說：“改成‘蠟’字比較好，可以與上面‘山舞銀蛇’的‘銀’字相對。”毛主席說：“好，你就替我改過來吧。”話沒說幾句，心和心近了，可以放言無忌了。談起《詩刊》創刊，我向主席提出了印數問題。我說：“現在紙張困難，經我們一再要求，文化部負責人只答應印一萬份。同樣是作家協會的刊物，《人民文學》印二十萬，《詩刊》僅僅印一萬，太不合理了。”“你說印多少？”主席問。我說：“公公道道，五萬份。”主席想了一下，說：“好，五萬份。”

回到家中，想起與毛澤東親切會見的情景，臧克家心情激動，詩思潮涌，一氣呵成創作了一首長詩：《在毛主席那里做客》，一時成為佳話。

毛澤東對新詩發展途徑始終給予關注。1958年3月22日，在成都會議上講話。他指出：中國詩的出路第一條是民歌，第二條是古典，在這個基礎上產生出新詩來，形式是民族的，內容應該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對立統一。太現實了就不能寫詩了。現在的新詩不成形，沒有人讀。

直到1965年7月21日，毛澤東在致陳毅信中指出：以上隨便談來，都是一些古典，要做今詩，總要用形象思維方法反映階級斗爭與生產斗爭，古典絕不能要。但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

以上這些論述，足見毛澤東作為一位詩人和政治家對詩歌藝術的重視和關心，對新舊詩歌爭論的關注，對其中的優劣所做的深入思考，同樣也讓人感受到他對新詩現狀不盡滿意，但又堅信并強調新詩必將占據主導的態度。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協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