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5日，是鄧恩銘烈士誕辰120周年紀念日；2021年4月5日，是鄧恩銘烈士遇害90周年紀念日；2021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紀念日。

在這樣一個特殊而又值得紀念的日子，山東淄博市高青縣政協黨組在黨史學習教育中組織專人，到貴州省荔波縣、三都縣和淄博市淄川區、濟南市歷城區、青島市市北區，利用兩個多月的時間，走進博物館、檔案館、廠礦企業、學校社區，看實物、聽講解、訪學者、查檔案，多方面搜集征集鄧恩銘烈士的有關史料，尋訪鄧恩銘曾經戰斗過的地方，追尋先烈遺跡，重溫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深入了解這位中共“一大”代表跟高青（青城）的歷史淵源。

鄧恩銘來到高青

“這是在一些舊資料中發現的一封信，是鄧恩銘1922年8月29日寫給他父母的。”作為鄧恩銘烈士革命史料和文物征集、研究顧問，我縣退休干部劉佃文向記者展示了一封鄧恩銘寫給父母的信，“信是在高青寫的，信紙用的是青城縣公署用箋。”

那么，鄧恩銘為什么用“青城縣公署用箋”給父母寫信呢？調研中，記者得知，鄧恩銘叔祖父鄧錦成的姑母嫁給黃姓人家，因姑母無子嗣，鄧錦成過繼給姑母為子，故改姓黃。鄧錦成的長子黃澤沛（也叫鄧國瑾）字“云從”，歷署山東青城、膠縣、淄川、益都、沂水等縣知事，有政聲。1917年秋，黃澤沛看中鄧恩銘聰慧好學，是鄧家可造之才，為將來“光大”鄧家門庭，就把鄧恩銘從貴州荔波帶到山東讀書深造。

“這是一份1920年5月28日青城縣知事黃澤沛寫的判決書，加蓋有‘青城縣印’的公章。”劉佃文介紹。黃澤沛于1919年在青城縣作知事，這為鄧恩銘學習、生活提供了便利，也更加了解了當時社會狀況，對以后走上革命道路、堅定革命理想埋下了種子。

從當前整理出的鄧恩銘家信中可以看到，有多處提到了“青城”。在1920年3月1日致父親的信，信封上提到“山東青城縣公署”，信中提到“今年三菊、小印的書籍，等男回濟南一定寄來”，可見，鄧恩銘當時在青城寫信給父母。1920年9月14日寫給父母的信中提到，“前幾天男代表本校出版部上天津參觀南開，見人家的學校這么樣大，學生這么多，功課這么好……印壽去青城開吊還沒回來。三舅同男在學校，一切都好……”

1918年，依靠“二叔”黃澤沛的資助，鄧恩銘考入濟南山東省立第一中學。在當時該校編輯的學生目錄上，鄧恩銘的聯系地址標注“荔波城內北大街（臨時）、青城縣公署”，可見，鄧恩銘在上學期間已將青城作為常住地。

鄧恩銘參加革命活動

據《青城縣志》記載，黃澤沛于1919年（民國八年）始任青城縣知事。再加上從劉佃文收藏的鄧恩銘于1922年8月29日用“青城縣公署用箋”寫給父母的信，可見，1919年—1922年期間，鄧恩銘已將青城縣作為學習之余的主要生活地，經常往來于濟南和青城之間。并利用寒暑假期間，在青城進行廣泛調研，參加社會實踐活動，與青城縣有進步思想的群眾、學生交往密切，把在學校接受的先進文化進行傳遞。

在省立一中，盡管校方不歡迎同學們議論政治，可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來，久被德國壓制的濟南人民誰不為國事憂心忡忡？“科學”“民主”，這些新鮮的字眼，一旦吹進一中校園，便“春色滿園關不住”了。鄧恩銘開始操著濃重的貴州鄉音，參加同學們的議論。

1919年（民國八年）春天，鄧恩銘開始鉆研《北京大學日刊》，有時在學校里，有時在家里，他把《日刊》中反映的新思想，講給同學們聽。這一年，黃澤沛出任青城縣長。鄧恩銘和其叔父的交往更加頻繁，從中了解了更多貧苦百姓的生活和期望。

五四運動的洶涌波瀾，把先進的知識分子推上了革命的潮頭。在這場斗爭中，鄧恩銘和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學生運動領袖王盡美結識，在共同的戰斗中成為親密戰友。他們決心以學習新文化為號召，仿照北京的“少年中國學會”、天津的“覺悟社”，組織一個進步的學術團體。1919年11月21日下午，王盡美、鄧恩銘等進步青年50人，會集在公園大廳，宣布“勵新學會”成立。

1921年7月下旬，毛澤東、董必武、陳潭秋、何叔衡、王盡美、鄧恩銘、李達、李漢俊、包惠僧、張國燾、劉仁靜、陳公博、周佛海等13人，自稱“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在坐落于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學校下榻，其實是來自散布在國內和日本的七個共產主義小組，代表了五十多名黨員。鄧恩銘以專心致志和勇往直前的精神，參加了這次成立大會的全部議程。由此，鄧恩銘成為中共“一大”代表中最年輕的代表，也是唯一的少數民族（水族）代表。

鄧恩銘的家國情懷

鄧恩銘16歲離開家鄉，走上革命道路，成為山東黨組織的締造者和早期領導者，直到1931年英勇就義，再沒回過家鄉。在學校學習和投身革命的十幾年間，鄧恩銘主要通過書信與遠在貴州的家人保持聯系。目前留存的十幾封家書，都是鄧恩銘走上革命道路后在山東期間寫給家人的，從中可以看出鄧恩銘熱愛家人、反抗舊俗和視死如歸的優秀品質。

在1922年8月29日致父母雙親的信中，他囑咐“母親身體總要好好保養，多吃點有養料的東西……千萬不可亂吃藥，吃錯了就壞事，務必注意。”投身革命無力顧及家庭時，他充滿愧疚。1925年8月下旬，鄧恩銘在濰縣由山東各地黨組織的代表選舉為新的中共山東地方執行委員會委員，并任書記；9月他接到弟弟來信，因家鄉遭災，米價飛漲，希望他寄錢回家，幫助度過災荒。他在復信中寫道：“我從濟南回到青州，就知道家鄉米貴。但是我沒有分文匯回去，使老少少受點窮苦，實在是罪過！”而以他當時的職務，在爭取中央增加經費的同時，自己也千方百計籌措資金。若有一點私心，是能夠拿出一點錢來接濟家里的。可他寧愿虧欠家里，也不愿影響革命，體現出了一名共產黨人大公無私的高尚風范。

在關愛家人的同時，鄧恩銘卻沒有唯命是從，不斷對舊禮教進行反抗。他主張男女平等、婚姻自由。1922年是他為革命工作不斷奔走的一年，百忙中依然惦記家里，8月29日寫于青城的家信中，希望家里送妹妹到省城讀書：“弟弟妹妹們都長大了……無論如何總要叫他們念書……此刻比從前不一樣了，男女都是一樣……總而言之，叫做男女平權。”對于當時盛行的父母給兒女包辦婚姻，他明確反對，規勸父母拋棄陳舊觀念：“父母辛苦費力哺育兒女，處處總為兒女好；不過一時比一時不同，從前是好的，那曉得反倒害起兒女來，比比皆是，最頭痛的就是替兒女訂婚……父母的一片好心，做兒女的無有一個不感激，不過總盼望做父母改換改換方法來愛兒女就行了。”

鄧恩銘投身革命活動，是違背家人意愿的。他的父母期望他讀書做官，光宗耀祖，便在家鄉給他定了親，來信催逼他回家結婚，想以此來拖住他。但是家人的反對沒能動搖他堅定的革命決心。他在信中說自己因黨的“職務纏身”不能回家完婚，明確表示:“兒主張既定，決不更改。”道出了他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執著信念，當然也包括對封建包辦婚姻的反叛。“……兒生性與人不同，最憎惡的是名與利，故有負雙親之期望，但所志既如此，亦無可如何。”可以看出，鄧恩銘視名利如糞土，而“所志”正是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同樣，在這一封信中提到，“三爺與印壽回南，兒本當同行，奈職務纏身，無法擺脫，故只好硬著心腸不回去。印壽如到荔，問他就知道兒一切情形了。兒明天回青島，仍就原事。”信中提到的印壽、三爺分別指的是鄧恩銘的堂弟黃幼云、二叔黃澤沛。

鄧恩銘逝世多年后，同為中共“一大”代表、黨的領袖毛澤東，在延安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曾回憶說：“王盡美和鄧恩銘是山東支部的創始人。”1949年，毛澤東對參加第一屆政協會議的山東代表馬保三語重心長地說：“革命勝利了，不能忘記老同志。你們山東要把王盡美、鄧恩銘烈士的歷史搞好，要收集他們的遺物。”

鄧恩銘是一名優秀的共產黨員，是中共早期偉大的斗士和戰士，他用30年的人生譜寫了壯麗的華章。在他短暫的30年人生中，特別是在人生最后的10年，他用自己的行動，突出體現了“開天辟地、敢為人先的首創精神，堅定理想、百折不撓的奮斗精神，立黨為公、忠誠為民的奉獻精神”。

因歷史的機緣，在高青這片熱土上，中共一大代表鄧恩銘留下了紅色足跡，這是歷史之幸、高青之幸，是高青的光榮與驕傲，傳承紅色基因，不忘初心使命，奮力開創美好生活的新篇章，是高青兒女對先烈的最好紀念。

（李晉 李志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