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晶明

這是一個大話題，但我忍不住想借此小專欄敘說一點。《魯迅全集》的最早出版是1938年，在當時那樣一個抗戰最艱難的時期，加上國民黨政府對魯迅作品的態度依然十分嚴苛，出版《魯迅全集》是一件難上加難的事。但許廣平、許壽裳等魯迅親友保護魯迅作品的心情迫切，再加上得到中國共產黨的支持，因而在魯迅逝世兩年之后，一套精美的《魯迅全集》奇跡般地問世。可以說，《魯迅全集》的出版從一開始就有著鮮明的紅色烙印。

自此之后，歷次《魯迅全集》的出版都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毛澤東說自己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而他在《魯迅全集》的出版史上同樣發揮過極其重要的作用。其中最可一說的是1981年版《魯迅全集》的出版，可以說這一版的全集是在毛澤東的批準和部署下實現的。

據《毛澤東年譜》記載，1975年11月1日，毛澤東閱鄧小平10月31日報送的魯迅之子周海嬰的來信。周海嬰在信中提出三條希望，一是將戚本禹過去從文化部保險柜弄走的全部魯迅書信手稿1000多封，交給國家文物局負責保護收藏，由文物局負責全部影印出版，同時由出版局負責編印一部比較完備和準確的魯迅書信集。二是現在繼續編輯出版一部比較完善的新的注釋本《魯迅全集》，需要動員一些認識和熟悉魯迅的老同志來參加工作。三是將1958年下放北京文化局的魯迅博物館重新劃歸國家文物局領導，在該館增設魯迅研究室，調集對魯迅研究有相當基礎的人員，請一些對魯迅作品熟悉了解的老同志做顧問，除和出版局共同負責《魯迅全集》的注釋外，專門負責魯迅傳記和年譜的編寫工作。三條要求的共同點是，保護好魯迅手稿，爭取早日出版《魯迅全集》，并為此做好編輯、注釋工作。

毛澤東對周海嬰來信作出批示：我贊成周海嬰同志的意見，請將周信印發政治局并討論一次，作出決定，立即實行。可以說，這是毛澤東逝世前為魯迅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功德無量的事。這一批示及其后的推動，促成了《魯迅全集》的編輯、注釋工作的“立即實行”。1981年版的《魯迅全集》，就是這次批示的直接成果。那次編輯工作的啟動，同時也拯救了全國很多相關的文化人士，改變了他們的命運，可以說，這種改變是早于粉碎“四人幫”的撥亂反正，使他們更早一些時間回到學術上來。

華東師范大學教授、著名中國現代文學史料專家陳子善就有相關的回憶，談到這次編注工作對他個人的影響。他曾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談道：那時也是“四人幫”倒臺前夕，我們學校參與了魯迅著作的注釋工作，承擔的任務是注釋《且介亭雜文二集》《且介亭雜文三集》和魯迅的書信……也是為了工作需要，從這時候開始，我就不斷地查找史料，采訪前輩作家，和前輩學者在一起工作、交流等，走上史料研究的道路。那段時期的工作，包括后來去人民文學出版社、北京師范學院（今首都師范大學）進行了長達數月的集中校稿、審稿，為寫好一個注釋下的許多苦工夫，都對我影響很大。就我個人的際遇來說，如果不是參加注釋組，可能后來會一直在寫作教研室工作。可以說，沒有注釋魯迅，就沒有陳子善，我至今很感念這個最初的學術訓練。在注釋魯迅作品的過程中，我遇到的很多問題，以后在史料研究中也遇到了。因為之前大部分都已經碰到過，后來我就知道怎么處理了……我一開始學著做學問，就是研究史料，然后就喜歡上做史料，假如沒有這個熏陶，我可能會跟大家一樣去搞理論。也正是這個經歷，讓我有機會認識了很多前輩作家、學者，和他們在一起工作，學習他們對待學問的嚴謹態度、做學問的方式，包括待人接物等。

今年9月25日，為紀念魯迅誕辰140周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召開了《魯迅全集》與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專題座談會。多位曾經參與過1981年版全集編輯、注釋工作的專家學者與會，聆聽他們的回憶，令人心生感慨。可以說，在當代中國，魯迅作品出版的完備程度、注釋的專業水準、出版的嚴謹態度，達到了作家作品編輯出版的最高境界，這一傳統也成為魯迅研究中的寶貴資源和值得述說的重要組成部分。遙想毛澤東當年在延安時案頭上時時擺放著《魯迅全集》，他對魯迅作品的熟稔達到了很多專業研究者都未必能企及的地步，再聯想到他直到晚年都以堅定的態度支持《魯迅全集》的出版，對“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這句話的理解就更一層了。

（作者系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協副主席）

《 人民政協報 》 （ 2021年11月22日   第 12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