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舉行成立大會

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成立，至1912年8月7日中國同盟會退出歷史舞臺，七年時間竟分裂為四塊：孫中山將南洋、美洲等地的同盟會改組為中華革命黨，中國同盟會一分為二；1910年光復會重建，中國同盟會一分為三；1911年夏宋教仁等在上海組建中部同盟會，中國同盟會一分為四。中國同盟會分裂是不爭的事實，那么，其內部發生了什么矛盾？表象后面的內因是什么？

孫黃爭論與兩次倒孫風潮

同盟會內部的矛盾表現為孫黃爭論與兩次倒孫風潮。

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召開成立大會。大會通過孫中山起草的《同盟會宣言》和《同盟會對外宣言》以及黃興起草的會章。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同盟會綱領，與會代表欣然接受。大會推舉孫中山為總理，黃興為執行部庶務長，協助總理主持本部工作。華興會宋教仁主編的《二十世紀之支那》雜志改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

同盟會第一次較大的沖突發生在1907年2月28日。中國同盟會決定設計革命軍旗幟圖式，孫中山設計了青天白日旗，而黃興主張設計井字旗。章太炎記：“逸仙自南洋還東京，作青天白日旗，張之壁上。克強欲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權意。見逸仙壁上物，爭之曰：‘以日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毀之。’逸仙厲聲曰：‘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數萬人。欲毀之，先擯仆可也。’克強怒，發誓脫同盟會籍。未幾，復還。”從章太炎記載看，當時兩人言辭十分激烈，黃興甚至提出要脫離中國同盟會。

關于孫黃之間的激烈爭論，宋教仁分析了爭論背后的原因。他說，是日“七時至《民報》社與黃慶午言余辭職事，慶午不應。良久，慶午忽言，欲退會，斷絕關系，其原因則以□□□以己意制一新國旗，而慶午以為不善，請其改之，逸仙固執不改，并出不遜之言，故慶午怒而退會。時諸人均在，皆勸之。”

關于革命軍國旗圖式問題的爭論，宮崎寅藏從中進行調和，最后的結果是“黃興為顧全大局，屈從先生”。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孫中山被日本政府驅逐出境，“行前接受日方贈款，因款項使用問題，引起黨內糾紛”，同盟會掀起第一次倒孫風潮。

1907年初，孫中山在東京演說，闡發三民主義，提出革命的目標是推翻清朝政府，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將孫中山驅逐出境。日本政府提出，如果孫中山自行離開日本，日本政府可以饋贈離開費7000元。當時有一個日本股票商自動表示向孫中山捐款10000元，孫中山共收款17000元。孫中山從中撥款2000元給《民報》作為維持費用，以1000元招集60余名同盟會員開告別會，余款14000元由孫中山攜帶往南洋。同盟會同仁知道日本股票商捐款10000元，但多數人不知道日本政府的饋贈。

孫中山離開日本后，章太炎、宋教仁等知道了日本政府的饋贈，認為孫中山此舉屬于“受賄”。章太炎提議同盟會召開會議，解除孫中山同盟會總理職務，推舉黃興擔任總理，張繼等表示贊同。

黃興獲悉同盟會內部發生分裂消息，拋棄前嫌，致信劉揆一，為孫中山辯白，稱孫中山并沒有被日本政府收買，“孫總理德高望重，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誤會而傾心擁護，且免陷興于不義。”黃興的來信結束了同盟會內部第一次倒孫風潮。

1908年10月19日，日本政府應清政府要求，下令《民報》停刊。《民報》停刊后，同盟會計劃將其遷移至第三國，章太炎致函孫中山，向他求助。孫中山這時在越南，正在策劃起義等諸事宜，原來籌集的經費捉襟見肘，此刻無力也無暇顧及《民報》，因此沒有立即回復。在一次謀求《民報》生存的會上，眾人長吁短嘆，議不出一個好辦法。章太炎因為對孫中山不滿，竟當眾突然宣布辭職，并聲言從此再不過問《民報》一切事務。

陶成章抵南洋，為在長江中部策動起義募集資金，但是進展不順利。陶成章致函孫中山，“要求先生撥三千元以作《人民報》經費。先生無款可撥，將自用手表等物變賣，給陶以支持。陶又要求籌五萬元回浙江辦事，先生不能辦到，但允寫信其赴各處籌措。”陶因此對孫中山不滿，開始攻擊孫中山。陶散布孫中山將各地捐款攫為己有，用于起義經費僅一千余元。

1909年9至10月間，陶成章發動第二次倒孫風潮。陶成章赴檳港，以川廣湘鄂江浙閩七省同志名義，起草《孫文罪狀》凡三種十二項以及善后辦法九條。陶成章給孫中山羅列的罪名有“謊騙營私”“殘賊同志”“蒙蔽同志”“敗壞全體名譽”等，稱孫在香港上海匯豐銀行存款20萬，助孫眉在九龍造屋，等等。陶提出“開除孫文總理之名，發表罪狀，遍告海內外”。陶致李燮和稱：“公函（按指《孫文罪狀》）已交克強兄。惟彼一力袒護孫文，真不可解”。陶成章親赴東京，要求同盟會本部開會討論他起草的《孫文罪狀》，遭到黃興拒絕，“克強既不肯發布公啟，弟往向之索回，不肯歸還”。   

第二次倒孫風潮發微于陶成章，但隨著章太炎的加盟，中國同盟會的內部矛盾被推向了社會，一時間風聲鶴唳。

光復會重建標志中國同盟會公開分裂

孫中山與黃興之間的爭論，以黃興讓步結束。兩次倒孫風潮的主角章太炎與陶成章，而以章太炎為最。面對陶成章、章太炎等人的攻擊，孫中山覺得不能繼續保持沉默。他致函吳稚暉，敘述《民報》前后情況并列收入開支情況，請吳出面撰寫文章，駁斥陶、章二人。

陶成章與章太炎對孫中山發動人身攻擊，黃興堅定地站在孫中山一邊，立場十分明確。黃興認為章太炎對孫中山的攻擊言過其實，決定公布章太炎于1907年底致劉師培夫婦的5封信，稱章太炎已經成為清政府的“偵探”。章太炎致劉師培夫婦的5封信其實不是給劉師培夫婦，而是托他們轉交給張之洞，目的是向張之洞借錢。至于借錢的目的，章太炎沒有說明。

黃興的文章發表后，事態更加混亂。劉師培的妻子何震與章太炎有隙，見章孫交惡，決定給章太炎致命一擊。何震致信吳稚暉，揭露章太炎“去歲曾受鐵良二百金”。吳稚暉一直被章太炎認定為《蘇報》案的告密者，與章太炎關系惡劣。吳稚暉接何震信，如獲至寶，立即刊載于《美洲少年報》。

許多不明真相的人認為章太炎是清政府的“偵探”、同盟會的奸細。有人在香港《中國日報》上發表文章，稱章太炎是“滿洲鷹犬”，是“中國革命黨之罪人，《民報》之罪人”。不僅章太炎的革命經歷遭到否定，連同他主編的《民報》也一并遭到否定。

對峙的雙方已經沒有辦法坐下來進行心平氣和的溝通和協商，分道揚鑣已經不可避免。陶成章對章太炎說，既然與孫逸仙“難與圖事”，“曷分設光復會？”章太炎與陶成章決定脫離中國同盟會，重新建立光復會。

1910年2月，光復會在日本東京宣告重新成立。光復會起初成立于1904年11月，又稱復古會，會長為蔡元培，總部設上海。光復會的宗旨是：光復漢族，還我河山，以身許國，功成身退。中國同盟會成立后，光復會的多數成員加入同盟會，但有少數光復會會員仍保持獨立活動，如徐錫麟、秋瑾等。

新成立的光復會決定總部設在東京，章太炎任會長，陶成章任副會長。光復會實際上操控在副會長陶成章手中。陶成章的本意是借章太炎的影響力聯絡各方，待光復會穩定后，讓他擔任教育會會長。光復會創辦了一份雜志，名《教育今語雜志》，作為機關刊物。光復會是中國同盟會的組成部分，占有三分之一江山。光復會重建，標志中國同盟會公開分裂。

中國同盟會分裂的內因

中國同盟會由興中會、華興會和光復會合并而成。有學者提出“同盟會決不是興中會、華興會和光復會三個團體聯合而成，也不是幾個革命團體組成的聯盟，而是孫中山繼興中會之后，‘集全國之英俊’而成立的一個革命團體”。

筆者認為此說成立。辛亥革命前，全國各地陸續有許多革命團體成立，這些革命團體或分或合，前赴后繼，大多曇花一現。不可否認的是，中國同盟會是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大聯合，在這個聯合體中，興中會、華興會和光復會無疑是主體和骨干。孫中山、黃興、章太炎，辛亥革命的三大領袖分別出自于興中會、華興會和光復會。

號稱資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的中國同盟會，其分裂內因有四：

其一，興中會、華興會和光復會雖然加入中國同盟會，但3會與中國同盟會共同的宗旨只有民族主義。因為宗旨不完全相同，所以中國同盟會成立以后內部摩擦不斷。

3個團體與中國同盟會的共同點只有民族主義，中國同盟會的“創立民國、平均地權”沒有被華興會和光復會接受。中國同盟會的宗旨是三民主義，而華興會和光復會的宗旨是一民主義。

其二，興中會、華興會和光復會代表了不同地域的文化，不同地域的文化對革命宗旨和革命手段有不同的認識和解讀。

中國同盟會內部的3個主要團體，從地域上看，興中會是以孫中山為首的廣東派，華興會是以黃興、宋教仁、劉揆一為代表的兩湖派，光復會是以章太炎、劉師培、陶成章為首的江浙派。章開沅將同盟會成員分成左、中、右三派，即以孫中山、朱執信為首的左派，以黃興、宋教仁為代表的中派和以章太炎、吳稚暉、汪精衛為首的右翼，他認為各派之間的政見紛爭，并不代表“路線斗爭”。

其三，中國同盟會經費一直捉襟見肘，是導致分裂的原因之一。

經濟問題直接關系到同盟會的政治活動與軍事行動。同盟會兩次倒孫風潮均與經濟有關。章太炎倒孫，認為孫中山撥《民報》2000元太少；陶成章倒孫，要求孫中山撥3000元作《人民報》經費不可得，后又要求孫籌5萬元讓他回浙江辦事，孫中山不能辦到。

其四，章太炎、陶成章、宋教仁等對孫中山有成見。

章太炎為《民報》經費問題向孫中山發難，發展到宣布退出《民報》。在此情況下，黃興指派汪精衛恢復《民報》，章太炎無可指責。章太炎將復刊后的《民報》稱為“偽民報”，實在是沒有道理的。《民報》不是章太炎的私人報紙，更不是章太炎的私人財產。章太炎借題發揮，是因為對孫中山有成見。

楊天石、王學莊總結中國同盟會分裂的內因說：“同盟會的分裂源于思想分歧，但是，在其發展過程中，思想分歧逐漸被掩蓋起來，個人主義、宗派主義、分散主義、行會主義和山頭主義逐漸上升，舊的感情上的裂痕和新的摩擦、猜忌、怨憎結合在一起，引發出新的攻擊。終于愈演愈烈，一發而不可收拾。” 

中國同盟會分裂的責任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其9個成員中，只有3個是中國同盟會會員。中國同盟會在武昌起義以后繼續分裂。對于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有人贊同其一，有人贊同其二，所以出現一民主義、二民主義，一民主義者和二民主義者主要反對民生主義，即平均土地。

中華民國成立后，章太炎等與黎元洪組建共和黨。1912年1月3日，章太炎宣布正式脫離同盟會。4日，他創辦《大共和立報》，章在發刊辭中說：“專制非無良規，共和非無秕政”。

中國同盟會分裂，孫中山為此作了多方努力，但終未見成效，漸漸形成勢均力敵的兩派，即孫、黃等為一方，章、陶等為另一方。中國同盟會分裂的責任嚴格來說，兩派都負有一定責任，章太炎、陶成章應負主要責任。

章太炎、陶成章受無政府主義思潮的影響，曾經大力鼓吹過無政府主義。他們對孫中山經濟方面的指責，經過南洋同盟會的調查，證明是不實之詞。在革命處于低潮的時候，章太炎一度消沉，甚至要遠走印度當和尚，并且向革命黨人的敵人謀求資斧。

孫、黃等一方對中國同盟會的分裂負次要責任。宋教仁曾經批評孫中山“專制跋扈”“不能開誠布公，虛心坦懷以待人”，代表了同盟會內部一部分會員的意見。孫、黃等雖為一方，但孫、黃之間不是鐵板一塊。中華革命黨成立，孫中山提出凡入會者必須履行打手模，對他的畫像宣誓等手續，遭到黃興的嚴詞拒絕，孫中山連最親密的戰友黃興也未能緊密團結。

宋教仁就孫中山與黃興之間的爭論說：“余則細思慶午不快之原因，其遠者當另有一種不可推測之惡感情漸積余心，以致籍是而發，實則此猶小問題。……兩者感情萬難調和，且無益耳，遂不勸止之。又思□會自去年成立以來，會員多疑心疑德，余久厭之，今又如是，則將來之不能有所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為計，以免燒炭黨人之譏。遂決明日即向逸仙辭職，慶午事亦聽之。”宋教仁對孫黃之間爭論的分析實際上同時表達了自己對孫中山的看法。

宋教仁斷定同盟會“將來之不能有所為”，表示自己也準備退出同盟會。黃興、宋教仁是華興會正副會長，是中國同盟會的重要骨干，同盟會成立才1年多，二人便萌生退意，可見中國同盟會組織機構之松散。

《論語·衛靈公》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志不同不相為友”，孫中山、黃興、章太炎同大道不同小道，他們之間雖然存在種種政見分歧，但是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下還算得上是一個戰壕里的戰友。

（作者華強，系國防大學政治學院教授）